最初认识赵杰，是从读文开始的。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入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随着与赵杰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
随着研究的深入，赵杰更关心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供职的沈阳，这使他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原来，一位日本友好人士给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号外》杂志上刊登的日本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暴行的历史写真。赵杰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章。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这些图片为引线，以钩沉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作点有意义的事情。
2004年8月初，赵杰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部书稿完成。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一家出版社。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我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听到赵杰在50多岁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样承受这种痛苦！”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关注之情。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辞不达意，但我还是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随后，他夫人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他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行动证明，中国人很有骨气！”
后来，我到沈阳参加“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从外表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下痕迹，但说话仍是辞不达意。我们只好写字交谈。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人民出版社排出了清样，赵杰嘱我写个序言。从学术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本书作为历史见证的份量是足够了。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感在写作，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本文为《起来》一书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