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中加以研究，这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的学术视野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追求。戴逸先生在他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导言中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首先，它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欧洲思想文化史的新材料。
学者们将来华的耶稣会士称作“文化的哥伦布”，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这种文化的发现是由一系列传教士的著作组成的，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就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这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法国的耶稣会士。18世纪的欧洲，法国在经济、文化、语言等各方面都居于中心的地位。这套书在法国一出版，立即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影响。这套书从1702年出版第一卷《耶稣会士写自中国和东印度的书简》，到1776年第34卷出版，前后近一个世纪，如果算上1780年到1843年的各种改编本，它在西方的影响长达一个多世纪，这是其他传教士的著作所无法比拟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所报道的中国的见闻，无论从其广度上还是深度上，也都是其他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单本著作所不及的，它给法国的知识界、文化界以及大众展示了一个色彩斑斓，丰富多彩的东方帝国的全景图象，给法国人描述了基督教在中国跌宕起伏的百年历程。
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为代表的这些传教士的著作之所以会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最根本的在于它为启蒙思想家和大众提供了他们所渴求的思想材料，它直接参与了法国乃至欧洲思想的变革。从哲学上，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所介绍的儒家哲学和孔子形象是一个充满理性的哲学和人物，他和耶稣完全不同，没有神迹；在历史的编年上，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已经动摇了《圣经》的编年史，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则继续提供历史的材料；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此充满魅力，康熙皇帝如此热爱科学和文化，使欧洲人将其奉为偶像。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传教士们广泛的兴趣，殷弘绪几封关于中国工艺和自然的通信，给法国人展开了一幅清新自然的图景。
来华耶稣会士们给欧洲展示了一个清新、神奇、异质而又有着自己优良传统的中国。哲学家们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获得了灵感，思想家们在耶稣会传教士描述的中国看到了榜样。作为“他者”的中国成为了变化中的欧洲的“乌托邦”。正如当代法国学者所说，这部书“部分地造就了18世纪的人类精神面貌。它出乎其作者和巴黎的审查官们的意料之外，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武器，传播他们所喜欢的神话并为他们提供了楷模。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皇帝甚至变成了开明和宽容专制君主的典型，中国的制度成了一种农业和宗法的君主政体，经过科举制而选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的出类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哲学宗教的占有者。这样一来，入华耶稣会士们便从遥远的地方，甚至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不自觉地参与了对法国社会的改造。”
这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以往的欧洲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孟华的《伏尔泰与中国》、年轻学者吴莉苇的《当诺亚方舟早于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都进行了很扎实的研究。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出版则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手的原始文献，它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界对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自主研究，挑战西方的关于18世纪的主流观点。
其次，它给我们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传教士在欧洲出版的这些关于中国的著作还有另一功能，即记载了中国历史文献没有记载的史实。正像上面所讲到的，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不仅参与了欧洲近代思想和文化的变迁，而且也直接参于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变迁，直接记载了明清的史实。这样，我们的明清史研究就必须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将传教士的西文文献记载列入考察之中。
前辈学者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冯承钧在翻译了伯希和的《卜弥格传辅正》后曾说：“研究明末清初的史事，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史料，尚未经人广为搜集。我所说的，就是耶稣会所藏的来华传教士的报告、记录、著作、信扎。欧洲学术之开始输入中国，中国文献之实在输入欧洲，可以说就是这些耶稣会士的功劳。”当前戴逸先生挂帅的清史纂修工程对于这一方面十分重视，编译处专门设立了“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收集与整理”的项目，戴先生在2005年召开的“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与清史纂修”国际研讨会上说：“清代三百年始终是都在和外部世界交往、接触，尽管实行封闭政策，但不可能完全封闭……我们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广阔的视野，不能局限在中国之内，也不能只收集利用国内的史料，既要从世界大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发展，也要从中国的局部地区和事件，联系世界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当时在清朝的耶稣会士“写下在中国所见所闻，定期寄回欧洲，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记录，十分珍贵。”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给我们展示了清代历史的丰富的画卷，其中许多文献和事实在中文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载。例如，康熙跟传教士学习科学的具体记载；康熙生病吃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的情景；白晋和皇太子的冲突；巴多明和皇太子讨论关于翻译的问题；雍正接见葡萄牙使臣麦德乐的具体过程；康熙接待多罗德具体过程，乾隆和郎士宁、蒋友仁的谈话等等，这些可以使我们对清代的历史有一个更为具体细微的认识。特别是关于清代天主教的历史记载十分详细，可以这样说，如果看不到《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清代天主教史就无法来写。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还有一类材料也十分珍贵，这就是传教士对中国清代社会史和自然史的记载。由于不少传教士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对当时社会和自然的记载比较真实，可以补充我们方志记载的不足，例如，殷弘绪对景德镇的记载，对清代植物的记载，冯秉正对台湾的介绍，宋君荣对清代天文的记载等等。
不论对于研究欧洲思想文化史还是明末清初的历史，《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翻译出版都是一项基本的学术积累。它和仅仅从知识论上研究中国的专业汉学家的著作完全不同，其学术价值是后者所不可比拟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全六卷)大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