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交通大学已有110年的历史了，母校特约我写点在校时的情况，令我思绪万千。从1924年秋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附小到1934年大学毕业，我在交通大学度过了整整10年。交通大学那时是很有名的，社会上有“北有清华
当时附小规定须按时起床、早操、上课、睡觉，不许出校门，带的钱必须交给学监代管。记得我有一个铜板，交给学监，他也认真收下。交大附小的教学是很繁重而严格的，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学经验丰富，我现在还记得教我数学和英文的老师们的样子。回忆我在交大附小上学的几年，思想上增强了爱国主义，言行上讲求诚实正直，有道德，对人要和蔼；在学习上培养了认真细心，一丝不苟，努力用功；在生活上培养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
预科时，课本都用英文，讲课用英语，作业用英文，要求很严格。到了大学一二年级，功课重、要求严，那更是有名的了。当时，教物理的裘维裕、教化学的徐名材与教数学的胡敦复三位教授，是有名的“三大关”，他们均用英语授课，讲课认真，内容丰富，课业非常繁重。物理每周小考一次，不及格的比比皆是。化学每月小考一次，每次考题繁多，大题套小题，答题要花二三个小时。教师批卷批负分，以致有同学得分为负分。物理、化学的实验报告都要求英文书写，报告要工整精确，否则退还重做。学生中有句传言：“念交大如果一二年级通过，就可算大学毕业了。”
这种严格的训练直接锻炼了我。三四年级，教技术基础和专业课，设计和作业很多，要完成任务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晚上和假日都在工作，很少回家看望父母，这才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四年级，学校专门聘请美国工程师讲学，他们教学认真，提高了我们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英语能力，为我毕业时顺利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和一年后的留学生涯，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功课很重，但校园里爱国主义气氛浓厚。学校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教师们都讲要爱国，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读附小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学生上英租界游行，附小有位叫陈虞钦的同学被英租界巡捕枪杀，我和同学们都参加了抗议游行。那时我们虽然年纪不大，但都充满爱国主义思想，深感国弱被欺的耻辱，立志救国。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学二年级分学院，虽然裘维裕教授力促我进理学院，但我最终还是进了土木工程学院学结构工程，因为那是国家急需的、广大人民需要的。“九一八”事变后，交通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委员会，我当选为委员，负责宣传、壁报工作。我与同学们曾两次去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殴打，被蒋介石训骂押送回沪。
大学时代，戴中溶和顾得欢是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戴中溶交大毕业后到胡宗南处参加电台建设，深得胡的器重。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后，他做了大量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立下无数奇功。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机密就是从他这里发出的。顾得欢在大学就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他还介绍我看《资本论》等书。后来他参加共产党，和谭震林一起南下，在江浙一带打游击。他们传奇式的经历，是交大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我在交通大学10年，每学期更换宿舍，所以，校园里几乎所有的大楼，包括上院、中院在内，我都住过。历任校长凌鸿勋、孙科、黎照寰等的演讲，我都听过。我较熟悉的黎照寰校长、土木工程学院李谦若院长等，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他们爱护学生，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饮水思源，我怀念母校对我的教育。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交通大学1934届校友。曾获中国工程院科技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