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星生曾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我的一生没什么可夸耀的,无金钱、无地位,而且至今无妻子无儿女。但我又常常爱夸耀,号称自己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成天陪伴于左右。此时的我俨然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
在西藏度过了40年的叶星生,前年正式调到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但走进他的家,你还是会一下子忘记身在北京还是拉萨:只见台上、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佛像、石刻、面具;墙上挂满了唐卡。所有物件,都和西藏有关。在他的书房主墙正中,是他视若珍宝的一幅装裱精美的大型藏文唐卡,据说那是拉萨七大寺院、480位高僧联合给予他的“祝颂”。叶星生虽然把家搬到了北京,但是根还在西藏,干的事也与西藏有关――筹备“藏文化博物馆”。
今年春节期间,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各省市收藏家协会联合举办的“CCTV首届民间藏品展”上,在全国推荐的三万件藏品中,叶星生收藏的“释迦牟尼和八大随佛弟子”木雕经书护板夺得了金奖;在目前正由冯骥才文化基金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新浪网文艺频道联合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评选活动中,叶星生又被推举为11位候选者之一。这位西藏民间文化收藏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知道的人以为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新星,但了解叶星生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多年砺练、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刻意所求。
作为画家的叶星生在绘画领域的成就自不待言,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但他的收藏事业却是始于十几岁时的一次神奇经历,西藏山南昌珠寺一位藏族老僧人将一只陶罐赠予了他,使他有了第一件藏品。那以后,他痴迷于此道。他曾在“文革”中由于要将牌匾、经书等从火堆中抢救下来而成为最年轻的“牛鬼蛇神”;他曾多年在昏暗的煤油汽灯下临摹壁画;他不知多少次打白条从藏族同胞手中先把文物收下,待有了钱再还;他曾在经济最拮据时戴着大口罩(以防被人认出)摆摊叫卖他的旧衣服;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看着一台“噼啪”乱响的14英寸黑白电视;他在拉萨的家里睡的是两口大木箱,地上铺的是补了又补的塑胶地板……可当这一切俱往矣,叶星生说起来时,流露出来的不是后悔而是深情的留恋:“西藏就是一种精神,在这块离太阳最近的土地上,人活得乐观、充实、永远存着希望,就像藏民围着篝火,喝着清茶,跳着锅庄,如此清贫简单,但又让人神往。”
叶星生收藏的种类之多、门类之全、数量之大,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西藏收藏第一人”。1999年,叶星生把自己积30多年所收藏的2300余件西藏民间艺术珍品捐给了西藏人民。当这些多年厮守、比孩子还亲的“宝贝”真要被汽车拉走时,叶星生特别为装满藏品的40多个箱子一一系上哈达。在汽车启动的一刹那,叶星生流下了眼泪,然后他疯了似地迎着寒风,追着汽车奔跑……2003年,他又一次把花巨资收藏的一级文物“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无偿捐给西藏色拉寺,让这一流失多年的镇寺之宝最终回到了家。西藏佛教界也以最高礼遇对他的义举给予了褒奖――拉萨七大寺院联合祈祷“祝颂”,并授予他“色拉大乘洲・群则”法位金印,使他成为西藏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汉族艺术家。
叶星生的书房里,摆着一张主人早年的画像,问是谁人所作,竟是出自著名画家陈丹青之手。那是上世纪80年代,陈丹青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在读研究生,大概正是他画《西藏组画》的时候,叶星生也才30出头。上面的他,一头浓密的黑发,而如今,青春不再,他得到的馈赠是成熟。他说:“我的一生,就是不断地把被动变为主动。在常人看来,我的生活一塌糊涂,没有享受,没有天伦之乐,只知道没白没黑地工作,母亲都为我痛心。但我以此为乐,我哼着小调画画儿,我痴迷地收藏,我沉浸在一个忘我的精神世界里乐此不疲。我感谢西藏和西藏人民,她们造就了我,让我在艰辛中找到了我要的真实与快乐。”
现在,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叶星生,有了舒适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得到了种种的社会承认和关注,最近又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评选为“2005・世界杰出人才”,并荣获“终身成就奖”。他完全有理由放慢脚步,稍事休息,好好享受生活了。但肩负北京藏文化博物馆筹备工作的他却更加繁忙了。他还是那个老毛病,最怕浪费时间;他也还是那个老习惯,生活简单。两次到他家,他招待记者和自己吃的,都不过是一碗面,还边吃边说:味道不错。
他按照自己的幸福观,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耕耘着、快乐着。(人像摄影: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