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文明的手段管不出文明的城市
近日媒体接连报道了“残摩司机称被城管扔进绿化带”，“女商贩称遭城管袭击”两个事件，这些事件透露出城市管理中的不和谐。新京报发表王君琦的评论指出，长期以来，“执法就是管人”几乎成为相当一部分城管执法人员的共识，有的人认为，“只要是
实现和谐城管不仅要求执法活动要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而且要体现出法律对弱者的爱护，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保护，它既不是对违法行为的袒护，也不是降低执法标准而对违法行为的简单同情，而是从根本上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
湘中第一黑帮案告诉我们什么
湘中第一黑帮终于被捣毁了。洪巧俊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伙人能做强做大成为湘中第一黑帮，除了犯罪活动大都在农村，能避开司法部门打击外，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不断疯狂敛财，发展“地下经济”，大肆贿赂，寻求保护伞，当地司法机关徇情枉法。有了保护伞，他们就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怕人告。
洪巧俊说，湘中第一黑帮案只是暴露了农村治安不稳定的冰山一角。应该说，安全感已成为当前许多农民的一个最大期待。建设新农村，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没有农村的稳定和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是否刑讯逼供应由警察自证清白
据报道，9年前，何永吉、何其德、何其明父子3人被疑涉嫌犯罪，接受民警马海禄、闫文生等人审查，被分别关押了7至8个月之后，父亲何永吉在被取保候审的一个月以后死亡。检察机关指控相关民警犯刑讯逼供罪，但安宁区人民法院日前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民警无罪。
新京报发表杨涛的评论指出，对于刑讯逼供案，不妨实行有限度的举证责任倒置，让曾经作为警察的被告人承担部分举证责任。这样才能避免被害人被无辜伤害却没有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尴尬局面；实行有限度的举证责任倒置，才能让警察在平时互相监督，在案件发生后，及时协助检察机关找出真正的责任人。如此才能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天津高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开查法官打律师案，称涉及面广结果不会太快出台”的新闻披露后，引起读者的关注。李斌在信息时报发表评论说，这种慢条斯理的做法相信很对一些人的胃口，但从制度层面上考察，法院、法官是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但当法院和法官意外地成为冲突一方时由什么机构经过什么程序来裁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回避的原则总是必须遵守的。最不济的是在联合调查组中，也应该有律协的代表吧？否则那句古老的法谚――“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所代表的最基本的程序正义也就被践踏无存了。
限权是解决土地违法问题的关键
土地矛盾在最近几年日益引起关注，土地矛盾的原因多在于土地违法，其直接表现是侵犯农民利益现象严重、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现象比较普遍等。土地违法出现了地方政府主导的特点。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能够在土地问题上屡屡违法，要害就是行政权力过大，法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行政权力的挑战。
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限制行政权力，建立有限政府和提升司法权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在理论层面上早已取得共识，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司法权威的提升，必然在于司法能够对行政权力形成较强的约束力，而不是相反。换言之，要解决土地违法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要限权，二要法治。
证人走上法庭时不能有后顾之忧
证人不作证和证人不出庭，已然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何家弘在法制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对那些打击报复证人的人进行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固然很重要，但是就证人保护来说，最重要的还在于报复之前的的预防性保护。只有建立了完善的预防性保护制度，证人在走上法庭时才能免除后顾之忧。
他说，在健全证人保护制度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作证的义务而忽视其得到保护的权利。古人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可以使更多的人像李文娟和祁利刚那样站出来证明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正义，从而营造一种“奉法者强”的社会环境。
谁在“欧典”事件中失掉了诚信
在天价欧典涉嫌欺诈事件曝光之后,有一种声音担心此事会不会不了了之,“中消协首次就‘欧典’事件表态,承认‘失察’并透露‘欧典’将被处罚金800万元”的新闻,终究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中消协随后否认‘失察’说,称副秘书长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这又令人大跌眼镜。
信息时报刊登李斌的署名文章指出,就严格的性质定位而言,中消协原本应该是纯粹的群众团体组织,但从它热衷于搞所谓“3・15”标志的认证来看,姑且不论背后是否有猫腻,这种做法已经偏离了作为消费者权益维护者的宗旨。有一项调查显示,中消协在欧典事件中同样失掉了诚信,84%的被调查者认为中消协的“3・15”认证标志给消费者造成了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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