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对话

时间：2006年4月15日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708室

主办单位：《光明日报》“国学版”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中国城市的灵魂是什么

主持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孙逊）：现代作家林语堂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孔教徒会取饮城市供给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则从农夫乳桶内取饮乡村牛奶。因为老子对都市、消毒、A字甲级等是一概怀疑的，它沾染了铜臭气，不复有天然的乳酪香味”。这虽然是作家的比喻，但也透露出儒学、儒家与都市、都市文明有密切关系，这说明我们今天的论坛，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汤一介（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总编纂）:我姑且顺着林语堂先生的比喻发表一点议论。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大多数儒者读书是为了做官，不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为“黄金屋”，“颜如玉”，只能身在都市，属于“都市”文化。所以林先生说儒家是“都市文明”是不错的。道家的老子也做过朝廷的史官，但他最后出关，自然是到田野去了；庄子要求“鱼相忘于江湖”，当然应是田野哲学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儒、道虽有差异，可落实到一些士大夫身上，往往表现为“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概文化总是在互动中变化着。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从表面上看，2500多年前的儒学同现代都市文明没有直接联系，但从文化层面看，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国城市的灵魂，它渗透于城市的方方面面，表现为城市的外在风貌与内在精神。作为文明古国的现代形态，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在理念上，应该贯彻儒家的“天人合一”、“仁爱中和”精神，在具体层面上，也要体现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对“亲亲”、“仁爱”、“孝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儒家典籍与精神风范的有分析的模仿，以及在文艺上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倡导与爱好。只有这样，才能铸造出一种真正的中国式城市文化。

李进（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社会公共准则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尽管人们通常将儒学看成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但从交往哲学的角度看，儒学提供的一系列原则与今天的都市社会生活十分合拍。无论古今中外，都市都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尤其是在近代文明以后，都市、特别是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更是聚集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问题更加凸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都市生活就是交往的生活，都市文化就是交往的文化。交往首先涉及到规则，也就是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公共准则。传统儒学所关注的就是一种交往和公共准则，它从个人修养和社会良心出发，留给我们许多优秀的思想资源。如“礼”、“让”这样的核心概念；关爱他人、关怀天下这样的核心思想；“和而不同”这样的经世原则，义利、公私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等。今天重温或重拾儒学的交往传统，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提炼和弘扬，可以为城市精神和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导向。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道家比较强调自然状态，城市文明更多地是人为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和都市文明的关系确实比较密切。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如在江南城市经济有很大发展的明末，就有一些士大夫发起了“不入城”运动，就是不到城市里面去。这除了清人统治等政治原因，更主要的是晚明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因为城市的豪华与消费生活，容易使人受到诱惑，导致道德上的堕落，这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不相符合的。为了抵制这种诱惑，当时的士人就选择了不去城市。这是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另一个有意味的侧面。儒家文明重视家庭伦理，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近代海派重视的则是职业伦理。这在上海话里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找工作”，“寻活干”，上海话说成“寻生活”，到上海的外地移民也叫“寻生活”，它把生活和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职业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职业，也就是说很看重一种职业伦理的培训。这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上海人比较守规矩。当然优点之外也有问题，那就是家庭伦理观念比较淡薄。这在上海话当中也有表现，上海话中第二人称是没有敬语的，北方人说“您”，上海话中却没有。恋爱男女，上海话是不好讲“我爱你”的，讲“吾爱侬”很怪的（众人笑）。那么上海话怎么表达呢？说“吾喜欢侬”（众人笑）。如果我带爱人去买东西，爱人说“吾喜欢这样东西”，那我就说“侬喜欢就买下了”，就是把对爱人的喜欢和对东西的喜欢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了，可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当然我们现实生活中，家庭伦理和职业伦理都很重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才会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形态。

主持人：这与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矛盾有关，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如60年代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霓虹灯代表都市的繁华，哨兵则是都市繁华的对立面，两者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中。到了70年代，有一句流行话，叫“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城市被看成了游手好闲者的聚居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农业文明的密切关系，这种对城市的误读，至今仍有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对儒学也有不少的误读，所以在当下讨论儒学与都市文明时，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正确理解儒学的“本义”，二是对它进行现代阐释，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找到它们在当代对话与沟通的渠道。

汤一介：建设都市文明，要认真考虑如何接继儒家传统美德，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为朋友谋而不忠乎”，要讲“诚信”，“诚信”就是“忠”。要对父母感恩，这就是“孝”。费孝通先生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要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克己”是要对自己有个做人的道德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进入社会，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一向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要求的关系：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当然这些双向要求的内容随时代而有所变化，但互有要求应该是合理的，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陈卫平：问题是现在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一般的看法是后现代文明，它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更是在两者之间建造的一种和谐。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思想家就认为不能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如希尔斯指出，兴起于西方并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破坏着“传统”，如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情、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他说，这导致了许多良好秩序和个人幸福的丧失，同时也造成了普遍蔓延的社会混乱。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现代”与“传统”互补，以构建出新的文明形态。这些思想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曾繁仁：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继承儒家的“中和论”思想。与西方的“和谐论”不同，《礼记・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地万物的诞生根源，涉及到天人之际、人人之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和论”的核心是“和而不同”，与当代的“共生”思想观、世界观相通。工业文明讲主体性，后工业要超越它的文明形态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所以主张“间性”，也就是主客共生，互相之间的准则是“和则相生，同则不济”，强调不同，承认不同，在不同中求发展，这是儒家“中和论”具有的普世价值，同时也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旨相符，对我们当代城市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看待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异

主持人：中国面积很大，区域差别明显，以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小传统为基础，所形成的都市形态与精神性格也有多方面的差异。以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为例，有学者说：齐鲁文化是一种“厚德载物”的伦理人文，江南文化是一种“与物为春”的诗性人文。所以儒学不仅有城乡之别，也有城市与城市的差异，如何把儒学中的普世价值与不同的城市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比如与上海结合起来，这对于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对于各地的城市文明建设，我想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汤一介：虽然由于地域不同，使不同地域的儒家文化有若干差异，比如有儒分为八之说，但由于儒家和先秦其他诸家不同，它自觉地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无论大传统、小传统，自汉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礼教”（名教）更是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袁宏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朱熹说：“尽己”为“忠”，“推己”为“恕”。这些都是做人的道理。

曾繁仁：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的代表，是大家公认的，但各地的文化差异与地方经验还是存在的。我是南方人，曾在上海生活过，此后在山东读书和工作，深感沪、鲁两地有明显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有的需要改造，有的则应予保留、发展。山东的城市更多地保留着齐鲁文化遗韵，讲究礼仪传统，重视亲属血缘关系、仕学阶层等。上海只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而且是一个移民城市，在文化传统上上承吴越文化，下启中国现代文化，相对比较开放，讲究效益，重视工商。但上海毕竟是中国城市，也保留着明显的儒家文化，这一点与纽约、东京，甚至香港一比就知道。如何在保留上海特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传统特点，使自己更有个性，对于上海城市精神塑造十分重要。相反，忽视自己的个性，按照一个模式发展，则是非常危险的。

陈卫平：上海本身的儒家传统底子比较薄，不是有句话吗？看2000年的中国要到西安，看500年的中国要到北京，看一百年的中国要到上海，上海只有一百年的传统。而且上海这一百年的传统与西方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所谓“海派文化”。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上海都市文明的一个合理形态的建构，上海社会的合理形态应该是什么呢？建设上海都市文明的合理形态，仅仅靠张爱玲或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近代海派文明虽然有西方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主要导向是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谓“十里洋场”，就是一种形象的写照。如果仅以近代海派文明为历史资源，就会缺乏中国传统文明的民族底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大卖场，或者说是新的“十里洋场”，并重蹈西方现代社会出现文明危机的覆辙。儒家文明重视家庭伦理，近代海派重视职业伦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者都很重要，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建构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当代上海文明形态。

儒学怎样进入都市人的生活

主持人：儒家除了重仁，重内在心性的发蒙与培育，还有重礼法的一面，如荀子就把“礼”看作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和“道德之极”。最近一个时期，关于礼仪、修养的讨论开始多起来，如博士生在论文中没有答谢，如青年人不会感恩等。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如上海开始对市民进行礼仪培训。这是传统儒学进入当代生活世界的一个契机，是都市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体现了传统儒学的另一张面孔及其时代意义。

李进：都市自古就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市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中心等设施，都市人对文化产品和精神生活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当代，随着城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素质教育问题已引起普遍关注。怎样才能在提高市民受教育程度的同时，真正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与生活质量，这在当下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也是许多城市都开始重视城市精神的原因。在这方面，儒学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儒学“远神近人”，从一开始就将关注的重点定位于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生活。从孔子开始，包括孟子、荀子，还有以后的宋明理学都强调知、情、意的统一，强调真、善、美的统一，总之，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而只有文明获得极大发展的都市社会，才为这个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与土壤。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观，也吸纳了儒学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赋予了它们新的时代内涵。确实，目前是传统儒学进入当代生活的一个最好时机，只是这种进入必须是内在的，“发乎本心”的，而不能只停留在外表。

主持人：儒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用理性，因为不离人间烟火，儒学在中国民间社会一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都市文化的一个典范形态是大众文化，它的显著特点是“众声喧哗”或“众神狂欢”，既缺乏必要的调节机制，同时很容易失范、失控。把儒学的这种功能引进到当代大众文化建设，使后者从低级与庸俗形态中超越出来，这对于实现儒学的现世价值，以及建设新的都市市民文化，可以说是具有双赢效果的。

汤一介：儒家追求的是“治国平天下”，这属于精英文化。精英文化能不能与大众文化相互沟通？我认为，也许能，也许又不能。我们如果要求所有的老百姓都来“治国平天下”，是不切实际的，也没有必要。但儒家的“教化”、“寓教于乐”有重要价值。我们不妨设想，把儒家提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在其中贯穿儒家“礼乐”文化的精神，让老百姓在古代的日常生活中体会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当然，不能认为儒学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样反而会糟蹋儒学。

陈卫平：把传统儒学引入大众文化、都市人的生活世界中，应该是可行的。儒学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让大家念四书五经，而是要进入社会生活的层面。关键是建立一些必要的机制。比如在晚明，对儒家文化的传授，对民众的训导，主要是通过书院进行。我们现在就缺乏类似的机构，所以很难把儒家思想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

李进：儒学有贵族化的气质，但也关心民生。在都市文明中，传统儒学如何起作用？这既需要深入研究，又需要创造现实的机制，使两者互相吸纳和互相提升。传统儒学的回归，最重要的是践行。包括“八荣八耻”，包括我们的规章制度，都是文明的践行。践行要有信仰、信念的需求，没有信仰、信念的需求，践行是不自觉的。反观一下，都市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信仰与信念的缺失。一个民族或个人，如果什么都不信是最可怕的，更不会自觉地进行一种文明的践行。

曾繁仁：适当地借鉴儒学等传统文化资源，对大众文化加以引导，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如儒家“大乐同和”的思想，阐释了天人、人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原理，有利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儒家还有“乐本论”思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说明儒家把音乐艺术看作是人的审美的生存方式，用它来引导中国当代城市审美文化的建设，可以培养出学会审美生存的一代新人。在“化育性情”方面，儒家还有很多很好的思想，都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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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儒学研究强调儒学的现代性。儒学现代性成为热门话题与当时的东亚四小龙、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其中很重要的是儒学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这一话题最近十多年来没有新的发展。今天提出“儒学与都市文明的对话”，从过去空洞地、抽象地谈商人伦理，到比较具体地谈现代都市里如何落实儒学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上世纪80年代那场讨论的深化，有助于揭示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

王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儒家学说是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现代都市文明是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产物，这两者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三纲五常、等级制度、重农抑商、重人治轻法治、禁欲主义等，在当代都市空间中显然没有位置。但儒家要求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以道、爱之以德，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做人讲诚信，立身处世有德行、修养和操守等，体现了一切社会的基本公共道德，是现代文明同样可以接受的规训。

蒙曦（法国远东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法国汉学是从路易十四开始的。路易十四发现中国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他派了六个有高深学问的传教士到中国，除了传教，还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写了很多信给国王和欧洲其他学者，告诉他们中国是怎样的。18世纪初的欧洲，有学问、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中国。传教士对佛教和道教不感兴趣，对儒学却了解很深。传教士写信时说到儒家思想和孔子是什么人，也把孔子的名字翻译成拉丁文Confucius。有些法国人不知道法国一些偏僻的地方，但却知道Confucius。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儒家文化在韩国人的行为举止上有很深的烙印。有一次我和华东师大的钱谷融教授在江临开会，钱先生教过的五个韩国学生，不约而同地从各地围到先生的身边，一直到我们离开韩国为止。这种尊师行为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地方已经很难看到。儒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大力提倡的东西，包括孝、信、诚和责任感。我们的学者和作家要讲人道，要对别人负责，而不能只讲个人的伦理，只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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