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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论为官诸戒

2006-05-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文海 我有话说

最近出版的乔立君先生主编的《官箴》,收入了清世祖即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以下简称《儆心录》),读一读这部作品,对我们了解一位封建帝王心目中的好官(书中称为“纯臣”)标准,很有好处;其中有些议论,在今天也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借鉴意义。

为了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帝对臣工们提

出了一些戒律,目的是“教忠奖善,励天下人臣之心”,使各级官吏对那些“有玷官德”的现象能够“慎思之”、“明辨之”、“深戒之”、“力改之”,免得“毒酿一时,秽流万世;势权有尽,唾笑无穷。”(《官箴》,九州出版社出版,第274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页码)那么,《儆心录》对官吏们提出了哪些告诫呢?

一曰戒贪。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第276页)贪欲是腐蚀灵魂的毒剂,对个人,它可以使之变得鼠目寸光,寡廉鲜耻。“嗜欲胜,则神智昏。昧久大之图,而计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未尝无砥砺之志,而一为利夺,即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第277页)对他人,则冷漠无情,锱铢必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循利之徒,其处心积虑,昕夕图维者,惟利而已。大则纵其溪壑之欲,而细不遗夫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遂不复有及人之惠。”(第276页)对老百姓,则百计搜刮,巧取豪夺,“或机械巧设,欺世以遂其侵渔;或残虐横加,戕物以行其饕餮。”(第277页)《儆心录》特别强调高官贪婪的危害性:“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第277页)也就是说,高官如果贪黩,一会败坏社会风气,二会破坏社会稳定,后果极为严重,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一曰戒伪。这里所说的“伪”,也就是捏饰诓骗,弄虚作假。《儆心录》强调:“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而对于为政而言,“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因为一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奸”,“大则藏欺以误国”。顺治帝警告说:“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第279、280页)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热衷于“作伪”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希恩邀宠,沽名钓誉,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有的“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有的“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也有的“外通请谒,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第279页)特别是有些人“不崇实效,纯务虚名”,这种人“欺世盗声,匿情干誉”,“其行必矫,其意必浮”。顺治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务虚名而不图实效,“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倚?”(第274页)所以他说:“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第275页)

一曰戒骄。《儆心录》认为,“骄”之一字,是为官之大忌,“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第278页)。书中归纳了导致骄傲的几种根源:有的是“恃夫勋劳者”,有的是“矜夫才学者”,还有的是“挟夫权势者”。不同的心态,造成不同的危害。居功自傲的人,“苟有侈然自诩之心,则恣意而行,鲜所顾忌。节制之,则觖望之念生;优而容之,则又渐滋其跋扈。”最后,终不免因“德不胜骄”,而落得个“功不胜罪”的下场。恃才矜己的人,自认为“天下之莫己若也,于是发论必以为嘉谟,创法必以为成宪。谀之则以为贤,而拂之即以为不肖。”对于别人的聪明才智,“自彼视之,皆无足取。”结果必定是“佞人日新,正士日疏”,才学也就在自傲心理中变得荡然无存。仗势弄权者,自以为位高权重,“习为倨傲”,不免“颐指当世,凌轹百僚”,甚至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擅权枉法,胡作非为。总之,骄的根源在于“自盈”即自满自足,而其流弊,“岂第无益于身,抑将贻误于国”,实在是值得为官者时刻警惕的。(第278页)

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儆心录》列举了这种庸官的几种类型:一种是“怠弛之人”,他们只知满足于高官厚禄,胸无大志,一味“玩?岁月”,“耽于逸豫”。一种是“庸鄙之人”,他们“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堕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一种是“邪曲之人”,他们“遐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还有一种是“恣傲之人”,他们“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任之状。”这些人表现虽然不一,但共同之点,就是“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所以顺治帝认为,这类人是万万不能用的,“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第281、282页)因为只有尽心尽责,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数端外,《儆心录》还针对官员们结党营私之弊,写了《植党论》;针对趋炎附势之弊,写了《附势论》,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了。

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颁行于清初,到了晚清,李伯元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写尽了宦海百态,其中魑魅魍魉的种种鬼蜮伎俩,却大体跳不出“贪”、“伪”、“骄”、“怠”等几个字。这当然不是说顺治帝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只是说明,《儆心录》中所提出的种种弊端,确确实实是官僚政治的痼疾顽症,就像鲁迅所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些弊端,过去尚且为封建政治所不容,到了今天,当然更需要我们坚决予以摈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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