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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促成绩卓著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了公派留学工作，但运行一段时间后，一些问题凸显出来：如由行政渠道下发的指标没有竞争力，派出单位和留学生之间的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导致选派人员的质量、选派人员的广泛性、以及回归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当时的国家教委，在了解到有许多国家的留学项目是由一些非官方的机构代表政府操作后，决定从制度入手着手改革。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应运而生，并引入公开竞争机制取代行政指令模式，过去通过红头文件层层下达名额的做法由“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录取”而取代。同时，留学基金委还把法律作为管理方式的核心，实行了“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管理办法，做到依法办事。
“成立之初更多的是考虑到如何把留学工作中比较具体的业务工作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同时也考虑到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率，使来华留学工作能更加规范，得到更健康的发展。”清华大学何晋秋教授说出了留学基金委建立的初衷。十年实践证明了这一初衷得到了实现，政府负担少了，工作效率高了，学成归国人员多了。截至2005年，留学基金委员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22031人，到期应回国18654人，已有18098人按期学成回国，回归率为97.02%，是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中回归率最高的。
政策倾向促科研建设
留学基金委成立之初，面临着留学资金少，薄弱学科多，留学名额有限等问题，留学基金委用以点带动面的方法，对重点学科，重点人员采取倾向性政策：所录取人员的专业70%集中在国家急需发展的七大领域，即：通信与核心技术、农业高新技术、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材料科学与新材料、能源与环境、工程科学、应用社会科学与WTO相关学科。
这项政策在带动整个科研学科建设上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大多数公派留学回国人员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学术、学科带头人，或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从事管理工作，在各个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不仅促进了高校的科研建设，还促进了国家的科研发展。
队伍建设促高校发展
在留学基金委的努力下，通过国家公派留学的形式，为高校锻炼了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教师队伍，促进了高校的全面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6年以来，按照教育部长周济“选拔一流的学生、派往国外一流的学校、师从世界上一流的导师”指示，有计划的安排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申请国家留学基金，涌现了一大批科研领域的青年时代先锋。黄海军教授曾于1996年由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英国纽卡斯特大学访问一年，回国后在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入选国防科技工业“511人才”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荣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5年，由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张锦高指出：“出国研修是培育地质学拔尖人才的助推器。”实践中，地质大学充分发挥留学基金的指挥棒作用，努力提高公派留学在科研教师队伍中的比例，多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都有着赴发达国家研修的经历，研修时间一般在两年以上。
人员交流促国际形象塑造
发展来华留学生事业不仅是国际文化智力交流、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更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世界了解中国，而发展来华留学事业，加强人员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发展来华留学生事业也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重要工作之一，10年来，留学基金委着力加强政府奖学金生工作，政府奖学金生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外经贸大学经过多年的努力，来华留学中国政府奖学金毕业生已遍布世界十几个国家，许多毕业生有的在本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在政府机关任职，有的在高等学府任教，无论在哪里，中国的留学经历始终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美好回忆，也促使他们不断地为本国和中国的各方面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相当一部份毕业生直接从事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如斯塔尼斯瓦夫（波兰）曾任商务专员，古拉尔赤克（波兰）曾任外交部部长顾问，塔德乌斯（波兰）曾任外经贸部对华司司长，成为中国国际交流的一座桥梁。来自越南的留学生陶越英在校学习期间就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任越南商务部亚太司专员，怀着对中国深厚的感情和对母校的眷恋和感怀，陶越英为中越贸易和文化往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2006年2月，对外经贸大学在越南成功举办了“UIBE招生推介会”，陶越英现身说法，讲述了中国的留学经历，引起大批越南学生对中国的兴趣。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教授在《关于推进我国留学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理论》中指出：“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十年来，在促进我国留学教育制度化、法制化，推动我国留学教育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留学基金委成立的十年也正是我国和整个世界迅速跨入日益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或时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性也更加突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