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菊花、百合、白玫瑰一束,敬献给“红岩公墓”的先辈,我三鞠躬之时不禁泪水盈眶。
“红岩公墓”所在的红岩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救亡的一个革命圣地,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那时在“雾压江城夜正寒”的国统区,红岩村前三岔路口上的黄桷树,是地下党同志和党外各
建党85周年前夕,拜谒“红岩公墓”,站在巍然而立的黄桷树下,思绪万端,往事犹如在眼前。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1932年近花甲之时曾是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司令部的中医师,“红小鬼”以至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亲昵地称这位57岁红军医生为“革命的妈妈”。她1875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父母早逝激励她立志学医,以求妙手回春,拯救世人。她29岁成婚,于1904年2月4日生得一女取名“文淑”,后来便是中国人民敬爱的邓颖超同志。
杨振德的丈夫在女儿四岁时,因受诬陷而被发配客死边陲。她先是谋业当了家庭教师,1910年又在天津育婴堂做了医生。邓颖超随即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与周恩来等学生领袖组织“觉悟社”。邓颖超同志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邓颖超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长的时候,同周恩来结为伉俪,随后一道被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杨振德一直追随革命,与女儿女婿朝夕相伴,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
1932年,杨振德随周恩来、邓颖超来到江西,在苏区红军司令部当了医生。红军长征的时候,杨振德因年高体弱留在苏区。国民党反动派1935年4月将杨振德逮捕入狱,强令她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脱离共产党”。杨振德在反动派淫威面前毫不畏缩,抓住蒋经国“在红色苏俄留学”之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父母管不了儿女之事,即使你们的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她大义凛然地说:“思想自由,我哪能劝他们投降呢?如果你们要加罪于我,要砍要杀随你们的便!”敌人无可奈何,终将杨振德老人收押在九江“反省院”。1937年初获释出狱,老人到武汉又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进逼武汉,杨振德老人由党安排疏散到桂林,后又辗转到了贵阳。
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从武汉撤离到重庆。翌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经中央批准组建告成。是年秋,杨振德从贵阳乡下来到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重庆红岩村,同女儿女婿团聚。她尽管病体衰弱,仍然热心为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诊治疾病。她不让女儿给她添置新衣,一直穿着从江西出狱时穿的那身打了补丁的衣裳。1940年多雾寒冷的严冬来临,杨振德一病不起。这位革命老人于1940年11月18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享年65岁。
重庆《新华日报》于11月19日发了讣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当天上午举行悼念仪式。杨振德灵位前,摆着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叶剑英等敬献的花篮。《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宣读祭文:
邓母志浩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士,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审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以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
当天下午,周恩来、邓颖超扶柩到“八办公墓”安葬。“八办公墓”位于重庆覃家岗复元寺村,墓地是同情革命的红岩村大有农场主饶国模女士捐赠的。
在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女士逝世一年多之后,周恩来同志的生父周懋臣老先生于1942年7月10日,也在红岩村病故。
毛泽东主席从延安给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中说:“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重病新愈”,是指周恩来同志患前列腺炎于6月上旬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接受手术治疗,7月13日刚出院不久。邓颖超和南方局其他同志为使周恩来同志安心治病,周懋臣老先生病逝的噩耗没有及时告诉他。周恩来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中说:“出院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周恩来同志的父亲生于1874年,本名贻能,又名劭纲,字懋臣，早年随父从浙江绍兴迁居江苏淮安,后来家境衰落,在衙门干过小差事。在1899年周恩来刚满周岁时,贻能看到幼弟贻淦病危而没子嗣,便将恩来过继到弟弟膝下,使他在弥留之际有所慰藉。此后一段时间,周恩来就同守寡的嗣母陈氏生活在一起。嗣母逝世后,6岁的周恩来随生父迁居清江县;后又出国留学,归国后即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周恩来与父亲周懋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但对生父仍然感情甚笃,留学归国之时曾经回到苏北探望。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谈到自己多年没有回老家的时候,动情地说:“母亲坟前想已白杨萧萧,对父母我痛悔亲恩未报。”
周懋臣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多年在贫困中挣扎。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四处漂泊,艰难度日。1938年5月,周恩来又才找到父亲,将他接到武汉。武汉失守前夕,周懋臣先生、杨振德女士一起,辗转到了桂林、贵阳。1940年秋,二位老人来到重庆红岩村同周恩来、邓颖超相聚。1942年入夏后,67岁高龄的周老先生患病卧床,不料病情恶化,7月10日谢世而去。
翻开当年重庆《新华日报》,在广告栏内可以看到周恩来、邓颖超为周懋臣老先生病逝发的讣告。7月14日上午,周恩来夫妇送灵扶柩,将周老先生安葬到复元寺“八办公墓”。
周恩来直到1946年5月3日离开重庆,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志飞赴南京,始终日理万机未能专程拜谒二老墓地。只是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李少石同志不幸遇难后安葬于“八办公墓”,周恩来曾同宋庆龄、郭沫若等一道护灵又到“八办公墓”一次。周恩来同志深切怀念葬于“八办公墓”的长眠者,在行将飞离重庆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意味深长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谈判耗去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都在这样长期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
先辈们为创建新中国矢志不渝,养育革命后来人功不可没。人民共和国的旗帜,是用先辈们百般的艰辛织成的,是靠先辈们殷红的热血染就的。
新中国屹立世界,中国龙一展雄姿。1957年春,周恩来总理在贺龙、陈毅同志陪同下,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功访问亚洲五国。这次周恩来总理率团出访路过重庆,听取了市委、市政府任白戈等同志汇报工作;同时他提出将岳母杨振德、生父周懋臣遗骨火化后深埋“平坟还耕”。
翌年11月间,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受周总理派遣来到沙坪坝,组织人力实施“平坟还耕”。由沙坪坝区房管所施工员陈国祥带领十多人组成的移葬队,将杨振德、周懋臣以及当年安葬在“八办公墓”这里的13座坟茔全部平掉,遗骨火化后骨灰罐深埋地下。他们在离墓地不远的复元寺村一块水田移葬,先是放水挖土,深至数米,随之用砖砌穴,将骨灰罐放置其中,再把墓碑覆盖其上,然后用水泥抹缝,最后回土夯实,又放水还原成田。童小鹏同志按照房管所造具的移葬工人花名册,遵照周总理的意见由他自付工钱和各项有关费用;并将“平坟还耕”的水田拍摄了照片,回京复命。
1982年,由原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些老同志提议,并经邓颖超同意,杨振德、周懋臣两位先辈的骨灰才又移葬到“红岩公墓”,同别的十一位曾在红岩村生活、战斗过的先辈合墓。
我站在红岩村前作为“路标”和历史见证的黄桷树下,怎能不涌动无尽的情思?建党85周年前夕,我拜谒“红岩公墓”献上一束花,怎能不噙泪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