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时，曾在一个叫金筷子的中餐馆打过工。
第一天上班时，女经理南希，台湾人，胖，浓妆艳抹，指示一香港小伙儿杰克，带我到厨房、餐厅、吧台，“先熟悉熟悉”。多年前，从大学分配到作家协会
杰克21岁，读大二，小个圆脸，狮鼻厚唇，不厌其烦地讲述各种注意事项，茶水怎么加温，制冰机怎么用，酱油壶多长时间擦一次，诸如此类。普通话说不好，就用英语。甚至说，“饿了，想吃东西也可以，别让他们（手指柜台经理坐着的地方）看见就行。”
负责清理桌面的胡塞，墨西哥小伙儿，穿白衬衫黑马甲，浓眉大眼，面庞棱是棱角是角，富于雕塑感。该小伙儿淳朴热情，但英语不好，西班牙语我又只懂一个词――阿米哥（朋友），于是他就开始用肢体语言和我交流。其中有几个动作最精彩，而且无法产生歧义――转体，摆臂，用脚弓虚拟射门，他绝对是想说，他喜欢足球。
我大喜，立刻展示我的强项，扮一名镇守雄关的优秀守门员，轻舒长臂，把想象的空中来球接住，缓缓收归胸前。然后，再大脚开出，嘴里甚至“咣”的一声，把踢球的“音”给配出来。
胡塞极兴奋，两人热烈握手，我真想说相见恨晚。突然，香港小伙儿一拉我的衣角，轻声警告：“快干活吧，南希看你好几回了。”
当店小二一段时间后，渐渐对厨房熟起来。大厨姜，广东人。二厨兹卡多，聪明的老墨，小个矮胖，两眼炯炯有神，英语好，教我一个生词：ARCHER（弓箭手）。这儿的抓码、油锅、杂工也清一色是阿米哥，因其报酬低，好管理，而且不传闲话――想传也传不了，不懂汉语，就不会说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
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语言是性格，是文化，是历史，一句话，是存在。
看着墨西哥人把中国大勺“叫”得啪啪响，又颠勺，又勾芡，觉得特别好玩。南希经理叮嘱，若顾客问及厨房员工是何许人也，须果断回答，都是中国人。老美大多也是苦出身，总吃麦当劳，嘴一点不刁，没几个敢说自己是美食家。可是，一旦有人知道是老墨炒的菜，哪怕色香味形俱全，比中国还中国，老美一犯核计，也得认为不正宗，甚至会吃出“塔蔻”味（“塔蔻”，墨西哥连锁快餐店的名字）。
这儿的老墨都是勤劳肯干，憨厚朴实，未说话先带笑容。抓码的老墨忙忙乎乎的，正在姜大厨和兹卡多二厨的指点下，把中文配菜单儿翻译成西班牙语。兹卡多的英语说得相当流畅。他告诉我，他们从墨西哥过来，每人都有一个美国梦。
兹卡多也特别喜欢足球，跟我说这儿的阿米哥都是球迷，佩服马拉多纳，也佩服――他嘀哩嘟噜说了个墨西哥球星的名字，可惜我没听说过。有鉴于此，我也不准备向他介绍咱国球员了。
胡塞对我很好，优先照料归我负责的几个桌面，添水撤脏碗碟，比对别的桌勤。忙里偷闲，就跟我微笑，模仿我的守门英姿，却模仿得不大像，两臂于胸前弯曲，两手下垂，微微抖动，一翻白眼，一伸舌头，好端端的一个小伙儿就变成了大猩猩。
客人不多时，胡塞就有闲工夫跟我玩。他曾教我用左手中指旋转木托盘，并把托盘放腿上比划一下，表示这个就是足球。他旋得极好，托盘嘀溜溜地转，果然像动态的足球。
我教胡塞用餐巾叠小耗子，这是我童年学的小把戏，多年不玩，依然记得一清二楚。叠完了，置于两手之间，巧妙操纵，小耗子探头探脑，鬼鬼祟祟，逗得胡塞开怀大笑。这时，厨房进货的边门突然打开了，外面是灿烂的夕阳和金绿的草地，广漠，静寂，荒芜，凄美，像极了过去的沈阳军区足球场。小耗子掉到地上，我的笑容凝固了，呆呆地望着远方，盼着草丛里能钻出什么美好的事物，能传来天籁般的球场之声。
胡塞十分诧异，把小耗子从地上拣起，小心翼翼问我怎么了。没法跟他说清楚。这不是语言问题。台湾的南希和香港的杰克懂中文，但也没法跟他们说清楚。
换一个角度看，别人的内心世界，我也很难进入。比如胡塞，比如他的同伴，你只知他们爱微笑，爱足球，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什么？一帮天真淳朴的墨西哥青年，告别故土，闯荡美利坚，有些可能还是偷渡来的，历尽艰辛，走到一起，指望实现自己的梦想。可是，语言不通，学养不足，两眼一抹黑，两手攥空拳，只能给别人当廉价劳动力。中国人本来都挺穷了，他们还得给中国人打工。
白天含辛茹苦，心里有话愣是不会说，活活憋在肚子里。晚上，几个大小伙子挤在一起，默默看床前明月光，人非草木，怎能不想家！
他们都有爹娘，有美好的童年，也有他们自己的“军区球场”。
美国梦虚无缥缈，想够又够不着，还是足球梦好，温馨，平等，迷人。难怪一提足球，这些年轻的阿米哥就如饮甘酿，陶醉得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