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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集萃

2006-07-10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城市兴衰

邹逸麟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城市兴衰》(刊于《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历史时期黄河

流域城市的分布与变迁,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市大多是在原始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自然条件较好的,后来就发展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都城和重要经济都会,在布局上主要分布于中游地区。秦汉时期,由于运河的开凿,地区间经济联系逐渐加强,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市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许多名都和重要城市相继破坏、衰落。两宋以后,黄河流域环境恶化,加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城市的规模和效应远不如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都东移至东部平原,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作用日益体现,重要城市集中分布在大运河沿线。黄河流域城市在规模和经济影响等方面已不及长江流域的城市。

《时务报》内讧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马勇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刊于《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由黄遵宪、汪康年和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期间最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戊戌年的政治进程,随着《时务报》日趋红火,黄、汪、梁三人的处境开始变化,他们共患难的创业精神开始丢失,三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并最终导致分手,仅存两年的《时务报》就此结束。《时务报》悲剧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特征,所蕴含的意味相当深刻。

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

潘敬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因素》(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对于中英建交问题,中方决策层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前提下,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方针,并决定“先谈判后建交”。中英建交谈判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进行有关两国关系方面的谈判。与此同时,中苏之间还在进行缔结新约的谈判。在此情况之下,中方决策层将后者放到首要位置。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更坚定的盟友还是获得更广泛的承认,毛泽东等人选择了前者。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盲文体系的演进

郭卫东在《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盲文体系的演进》(刊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近代的盲人特殊教育与人性尊严、人权神圣和人类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的文明形态因特殊教育的出现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盲文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率先引介创制,由康熙盲字到大卫・希尔等诸种盲文法,再到心目克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盲文的改进转由国人接棒,这反映出一国语言文字的改进最终有赖于国人自身,他们才是自己母国语言的主体和传承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策略

黄道炫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可以看出,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央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近代市镇研究的方法论

任放在《近代市镇研究的方法论》(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近代市镇研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近代中国复杂面相尤其是农村问题的了解,加深人们对中国城乡关系史的认识,亦有助于人们摆脱宏大叙事的思维定势,从另一种角度思考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等问题。作为一项有待拓展的研究课题,近代市镇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如对相关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厘清,通过区域性市镇研究提炼出相应的分析模式,同时注意摈弃方法论的机械主义,避免选精与集粹法等方法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误区,这些都需要从理性思维角度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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