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根据这个标准来看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88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6%，我们已经接近老龄化国家；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从数据可以推断，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人口的老龄化将会使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对能力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最为直接。

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我国上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2.57%，2005年为1.7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38%。虽然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排斥了8亿农村人口，基本排斥了1亿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

再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我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最后，人口老龄化必然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2000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01年为1815万人，2004年增加到3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862亿元，比2003年上涨31.6%。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人口老龄化挑战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能力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与挑战最为明显。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挑战主要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不足问题，而是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按照人口学家2006年的预测，如果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到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39亿，2020年为14亿，2030年为14.15亿，2040年将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1.12亿、1.66亿、2.32亿、3.12亿并继续上升。尽管如此，在2040年也就是“人口红利”结束以前我国15―64岁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仍然达到9亿以上，即使到了2100年，劳动人口总数仍然超过8亿。

这就是说，今后10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会产生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而在于我国劳动力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统计显示，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24%以及2005年的27%左右，预计到2040年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将上升到37%左右。尽管这些人口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接受新技术、采用新方法、使用新工艺、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与水平一般要低于青年人，他们动手能力、协调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往往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经济社会活动，难以适应科技革命对劳动者自身的要求，从而不利于技术的革新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长此以往，必将削弱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另外，中老年劳动者重新学习与培训的费用较高、职业流动性较差，他们往往是结构性失业的最先承担者，而且一旦失业常常很难就业。因此，在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变迁过程中如何采取措施使中老年劳动力资源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人口老龄化挑战消费产业的服务能力

人是消费的主体与直接承担者，社会的发展总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一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总是与这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因素密切相关。人口学家普遍的看法是：自2000年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来，14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则不断上升，两者在2030年左右达到均衡后按照原来的运行规律继续呈反方向变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14岁以下人口的消费总量逐渐下降，该群体的整体购买力也随之下降，针对该年龄段所生产的服装、日用品、保健品以及文化教育等数量及产业相对减少。如对尿布、奶瓶、玩具、少儿服装与食品、少儿图书、幼儿园、中小学教育等的需求将逐渐萎缩或减少，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会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老年消费品需求增大，老年人口消费总量持续上升，从而改变着人们的消费结构，影响人们的消费偏好。因此，适应老龄化、针对老年人自身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如老年服装、老年食品、老年保健用品、老年休闲旅游养生娱乐等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吸引更多的人员从事老年产业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这样，社会必将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所有这些必将对我国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作者系集美大学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