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目光抚去岁
这就是那件著名的牛虎铜案吗？考古、文物界说：“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是说它可以与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马踏飞燕”相媲美。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案子的主体是一头站立的大牛，牛背为案面，四腿为案足，大牛腹下横立一小牛；大牛尾端，一只老虎的四爪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紧咬大牛尾根。大牛颈部粗壮，肌肉丰满有力，神态安静祥和；老虎则撕咬攀抓，一副狰狞面目。尤可怪者，虎又瘦又小，和牛简直不成比例。动与静、大与小、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种种主题在这一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一个切肉切菜用的案子，却可以做成这样的艺术品，你除了佩服工匠的创意与智慧，还能做什么呢？
那柄“吊人铜矛”铸的是一柄长矛下悬吊着两个裸身奴隶，他们瞪着双眼，张开大口，身体扭曲，痛苦万状，他们在遭受怎样的折磨啊！
那件祭祀播种贮贝器，呈铜鼓形，四耳三足，盖上竟铸了35人：有端坐肩舆中的贵妇，有抬肩舆、开道、执伞、跟随的男女仆，有播种的农夫农妇，有趁祭祀场所做买卖的商贩，有头顶薪束的、手捧罐坛的、挟挎篮筐的、展示布帛的；或站或行，或蹲或坐，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其场面之宏大、人物之众多、工艺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那一个个跪着的、断臂的奴隶，那一头头仰天长哞或静静安卧的牛……无不气韵生动，让你看了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
专家们说，根据碳14数据和其他考古材料推断，云南青铜文化滥觞于公元前14世纪，鼎盛于公元前7至公元前2世纪。在那个时代，在云南中部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史记》称为益州的地方，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滇人。古滇国农耕和畜牧业较为发达，青铜器物中有那么多牛、马、羊就是明证。还有一点很重要：云南号称“有色金属王国”，自古以来盛产各种有色金属，合成青铜的三种成分――铜、锡、铅储量丰富，铅居全国第一位，锡居全国第二位，铜居全国第三位，所以古滇国的青铜器铸造称得上得天独厚。
专家们还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比较分析：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一般体形庞大而笨重，格调过于严肃和规范化，使人感到威严、庄重、神秘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就器物种类而言，中原地区由于铜锡稀少而珍贵，故青铜器多为兵器、礼乐器及宫廷用品，而且多为王公诸侯贵族所专用，非平民百姓能享用；而云南不论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兵器、乐器，还是各类装饰品，都可以用青铜制作，如滇青铜器中的铜伞、铜枕一类生活用品。另外，中原地区青铜兵器虽然种类繁多，但像滇青铜器中诸如鸟钮矛、吊人矛等铸造或刻画人物、动物及昆虫的兵器，在中原地区也极为罕见。
感谢早街生产队的那几个社员，1966年春，他们在李家山西南坡修梯田时刨出了一些“破铜烂铁”。1969年夏天，一场豪雨冲走了山坡上的浮土，又洗出了一些铜器。社员们把这80多公斤“破铜烂铁”交到江川龙街供销社，价格是每公斤三块六。
感谢龙街供销社的那几名职工，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玩意儿的真正价值，但他们知道这是文物，于是，全部以调拨价上交云南省博物馆。
这才有了1972年的考古大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一千余件，其中就有稀世珍宝“牛虎铜案”。20年后，文物工作者们又在这里发掘墓葬58座，出土了铜鼓、贮贝器、铜俑、编钟等青铜器，种类齐全，工艺精良。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硝烟远去，时空的间隔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跳出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眼前这些精美的青铜，叹服于它们演绎出的力与美、简洁与复杂、永恒与瞬间等美
学命题。然而，在这里，我却无法平静地审美，因为透过那一层层青铜锈蚀，我读出了其中凝聚过的血与火、苦与泪、压迫与反抗、文明与野蛮、祥和与祈祷。那些主人、那些贵妇、那些奴隶，他们的姓名已无从知晓，但他们的面容却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们活了，他们的灵魂复活了。
青铜的江川、青铜的玉溪、青铜的云南，让我见识了彩云之南文化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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