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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瑰宝的聚集地

2006-07-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驻巴黎记者 宋斌 我有话说

《猪龙》

《阿罗汉坐像》

《骑骆驼俑》

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宫廷的灿烂时代――清朝宫廷绘画珍品展”刚刚结束,记者再次幕名而来,参观这个号称中华瑰宝聚集地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在该馆研究员曹慧中女士的陪同下,记者观赏了该馆中国藏品,面对流失异国他乡但保存完好的中国文物,却有种荣辱交织之感。

“吉美博物馆是西方收藏中国文物最多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缺少中国展厅,吉美博物馆无法称作展示亚洲艺术的重要场馆。”该馆副馆长戴浩石表示,在5万多件馆藏中,中国文物达1.5万件。

亚洲艺术博物馆名副其实

法国吉美博物馆位于巴黎伊艾娜广场,是亚洲之外收藏亚洲各类艺术古物数量最多的场馆,藏品丰富,历史悠远,展品覆盖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南亚各国、中国、日本与韩国等国家,其中主要以克美(KHMER)艺术(六―十三世纪)、阿富汗犍陀罗文化(二―七世纪)、敦煌艺术(八―十世纪)、中国陶瓷器、东南亚吴哥文化以及经书(十五―十八世纪)等最为著称。

谈到建馆历史,曹女士称,爱弥尔・吉美(1836-1918)是该馆的缔造者。他早年在里昂以纺织工业发家,但对考古、哲学和宗教文化具有浓厚兴趣。1865年,他曾专程赶到埃及收集木乃伊、宗教神像等,1876年又受政府教育部的委派到东方,考察和研究宗教历史,旅途中收藏了许多与宗教有关的神像雕刻、法器、手稿等,并随后于1879年在里昂建立一个宗教博物馆,主要展品以日本佛像为主,并配有印度、埃及、希腊和罗马等神像。由于里昂离人文荟萃的巴黎较远,吉美先生决定在学术研究中心巴黎也成立一座建筑风格相同的博物馆。在国家分担经费和巴黎市政府捐地的情况下,新馆于1889年11月揭幕,吉美先生担任了第一任终身馆长,并捐出了私人藏书1.3万册,开始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免费对外进行学术讲演,旨在拓展民众对宗教与社会文明演变的知识。

据了解,吉美先生过世后,馆内收藏方针随之改变,以考古性和艺术性的收藏为重点。1925年,该馆正式归属于法国国立博物馆,并重新整理旧藏,主要以1900年前法国考古队带回的克美艺术品、1910年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从中亚和中国北部考古归来所带的部分敦煌经书和绘画、1912年巴谷(JACQUESBACOT)捐献的西藏金铜像和密宗书以及后来法国考古队从阿富汗和东南亚一带带回的文物等作为展览和研究重点。之后,该馆通过与数位收藏家的接触丰富了该馆的馆藏,如著名古董收藏家卢芹斋为该馆收藏印度雕刻起到重要作用。二战期间,包括卢浮宫在内的法国大多文物藏品均转至卢瓦尔河一带城堡内,以躲避战火,吉美博物馆的藏品也不例外。战后,卢浮宫内的大多数亚洲收藏品和吉美博物馆的埃及等文物相互交换,各自丰富馆藏。新转来的文物包括中国古代瓷器(约4000件)、中国玉器、青铜器、雕刻、绘画、屏风,以及日本漆器、印度书画等,另外伯希和考古带回的中国敦煌文物也从卢浮宫一并转入该馆。从此,吉美博物馆的亚洲艺术藏品开始具有完整的规模。

馆内图书馆与吉美博物馆同时建立,藏书重点在于东亚和远东地区的古代艺术和考古学。它有约8万册涵盖欧亚各语言的书籍和剧本,另有约1500余种期刊杂志。由于吉美博物馆建立之初对宗教历史的重视,该馆存有大量涉及东方宗教,尤其是关于佛教的著作。重要珍品包括约700本日本插图书籍、2000多份藏语作品、中国清代的地图、乌尔都语文章、维吾尔语文稿片断和一些东方专家的手稿等。此外,建立于1920年的该馆照片档案室还收藏大量关于亚洲国家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和考古学的历史照片,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种学内容较为珍贵。

《象尊》

景德镇瓷器《千花瓶》

中国藏品占据重要地位

法国是欧洲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二大中心,仅次于英国。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池努奇博物馆和枫丹白露博物馆均收藏大量中国文物,而吉美博物馆则最为丰富,达1.5万件之多。国立图书馆主要收藏了伯希和在敦煌和新疆等地所收集的手稿、经卷和木刻画等,而他其余所获,如绘画、雕刻、木版画、青铜玉器、饰品等均存放在吉美博物馆;池努奇博物馆则以收藏中国的青铜器而闻名,其中堪称稀世之珍的“虎卣”是镇馆之宝;而通过战争野蛮掠夺圆明园的文物则一直存放在枫丹白露博物馆,该批被劫文物至今仍谢绝游客参观。

经过1995年整修后,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的吉美博物馆共分地上5层和地下4层,常年展厅达6000平方米。在中国展厅共展出了约1400件文物,约占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然而,这只是中国藏品中的“冰山一角”,九成以上的中国文物仍被存放在地下2-4层的硕大藏库中,深藏不露。在戴浩石先生的引导下,记者看到这里各国文物在不同藏室内柜架上分类编号,中国文物可谓艺术类别齐全,几乎跨越整个中国历史,包括刻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瓷器、饰品等,远到春秋、五代,近至元、明、清朝,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文化瑰宝在这里均可见到。

来到中国展厅,记者看到,出自敦煌盛唐时期的《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普贤菩萨骑象》和《行脚僧像》代表了盛唐绘画艺术影响佛教界的杰作;古玉收藏大多为卢浮宫转至吉美博物馆的赠品,其中包括一件红山文化的《猪龙》玉器和汉玉中最为出色的一件《白玉虎》(西汉)玉雕。而在青铜器收藏中也不乏珍品。一件二里岗时期的爵为较早年代的作品。但一件青铜器《象尊》则最引起人们的注意,据介绍它为罕见稀品,极为珍贵。另外,陶瓷器藏品主要为定窑(河北)、吉州窑(江西)和耀州窑(陕西)等的巧匠而作,如吉州窑在13世纪烧制的天目碗和耀州窑在五代或北宋初烧制的三元壶等。不过大多藏品色彩属于素雅类。其中,唐代的彩绘陶“骑骆驼俑”令人驻足良久;明朝嘉靖年间的“齐蓝釉地金彩凸雕云龙纹五供一组”饰品(香炉1个、烛台2个和供瓶2个)在世上仅存2套,另1套同年饰品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康熙和雍正年间的祝寿礼品屏风也令许多外国人赞赏不已。

在1.5万件中国藏品中,中华瑰宝可谓美不胜收,不可一一列举。比如“金泊饰片一组”(公元前九―公元前八世纪)属在甘肃礼县出土的西周晚期制品,秦文化色彩浓厚;而香港名商徐展堂收购并转赠的战国早期制品“镇墓器”和“阿罗汉坐像”(辽三彩)也别具一格。漆金木雕“千手千眼观音立像”(五代时期)和辽金时期的“送终衣”一套(由高翅鎏金铜冠、面具、胸饰和银丝网组成)实令许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中国文物收藏的重要人物――伯希和

伯希和是法国东方学家。中学毕业后进入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政治学院文凭、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文凭。随后追随沙畹(1865――1918)、列维等当时世界最著名的东方学大师学习中国学与亚洲文化。

1899年秋,刚服完兵役的伯希和被指定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公费寄宿生。到达越南河内不久,他又于1900年2月被学院派到北京搜罗中国古书。当时中国正逢义和团运动,北京城一片混乱,他以各种方式搜罗了大批汉、藏、蒙文经典以及绘画等文物,还有一批景泰蓝、青铜器和雕刻品。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又掀起了一股中亚探险考古热潮,斯文・赫定、克莱门兹、斯坦因等人已展开了考察发掘,先后取得了惊人发现。法国于1904年也决定组建中亚考察队。伯希和成了考察队队长理想人选。伯希和于1906年6月15日从巴黎出发,踏上考古之路,并于1906年9月到达喀什,对新疆和库车以及甘肃敦煌石窟等进行了盗掘考察。

伯希和

1908年2月伯希和再次抵达敦煌,探访千佛洞,并拍摄了大量文物照片。随后他想方设法找到王道士。一番交谈后,伯希和使用金钱诱惑的办法终于达到目的。3月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挑选他满意的洞藏品。藏经洞中当时大概有1.5万至2万卷写本,他夜以继日地挑选,花了整整3个星期。他的挑选标准是要标有年代的、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和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

伯希和挑选完毕,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跟王道士谈判,结果其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便将藏经洞写本的菁华囊括而去。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1908年12月,这批文物从海路运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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