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很长,研究家很多,具有相当多的成果和相当高的水平。我2005年4月至8月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学期间,感到日本鲁迅研究对我们有很多启示。
拿成为上世纪4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研究起点的竹内好来说,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推动鲁迅研究前进,就一定要“从思想方法开
竹内好成为战后日本鲁迅学界的一个起点,很多日本鲁迅学家都承认自己是从竹内好出发的。其中,对竹内好“抗拒为奴”思想阐释得最为透辟,又对竹内好的误差进行了合理调整的,我认为是已故的伊藤虎丸先生。他紧紧抓住了“人”,用西方近代的“个”的思想这一更为科学的命题概括和阐释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史。由此对鲁迅也有了深刻、中肯的评析。认为鲁迅正是从“真的人”出发,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要“立人”,首先是以个的自立、国民的“人各有己”、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就是说,“思想、文学、科学(学问),本来就是个人行为,是作为个的精神自由的产物。记住某种一般性的教条,熟读某种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去信奉它们,并不是具有思想。”鲁迅说过,“奴隶和奴隶主是相同的”,所以崇拜与侮蔑也是相同的,“都体现着独立的欠缺”。从中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对鲁迅采取“神化”、“丑化”,还是“俗化”的态度,都是如竹内好所说处于“‘奴隶’性的文化状态中”,说明其缺乏主体性与独立性。
日本鲁迅学界最引以自豪的是极为严格、坚实的科学实证,其中两大实证学者是丸山?和北冈正子。丸山?先生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上世纪30年代历史的社会政治性的实证。他绝不满足于表面的是非判定,而总是具有“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因而他总是能够对所探索的问题作出富有历史感与穿透力的思考和论述,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北冈正子教授侧重于鲁迅文化渊源的发掘与考证。她绵密、谨严、穷追究底、丝丝入扣的考证与辨析,令人叹服。
强调日本鲁迅学界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他们轻视理论思维。其实,日本鲁迅学家是很重视理论思维的,木山英雄先生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他简直是一位诗哲,他的鲁迅研究论著是极具深度的诗人与哲学家的精神创作。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京华编译的他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其中关于《野草》的死的四种形态的逻辑分析最为出色:《过客》中“与那种被动性的达观相反的、作为彻底的主观能动性之纯粹自由意志的死”;《死火》中“由作者内省力想象出来的更为逼真的死”;《墓碣文》则是“以比《死火》更为内在化、更逼向核心的方式来推进其逻辑”,“残酷的孤独依从孤独的逻辑发展,最终却被引致无法成其为孤独的境地、而在那里受到审判。”而《死后》又是另一种死,是“死之死”,以死后的眼光审视“死”,忽然“发现自己还不应该死,并惊讶于死的无聊,突然坐了起来。”由此,木山英雄先生认为:“从《墓碣文》到《死后》的跳跃是《野草》运动发展中最惊人的一例。作者完成一系列托于梦境的死之探索,而这最后一个死的形态,是应该在运动着的生之日常性世界里被估定其价值的又一个极具人间具体性的事件。”这死的四种形态,“分别以主客观的对极相反形式来组合”,“而后面的一对展示了胜过前一对的广度和深度”。这与死相关一系列探索的理路,具有很强的逻辑连贯性,说明“《野草》中的诗在生与死的紧张中面临着最为充实的创作境界”。而木山英雄先生的诗哲式的卓越分析,也达到了辉煌的高峰。我注意到这篇论文写于1963年,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和《野草》研究尚处于何种状况中?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痛感不像木山先生那样“避开带着预设的体系去面对研究对象”,而是把自己凝固化在某种“预设的体系”中,以僵死的思维模式去“捏造”一个为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假鲁迅”会造成怎样的恶果?这的确是应该引起中国鲁迅学界深刻反思的。
日本鲁迅学界值得注意的另一特点是:善于找到研究的最佳切入点,运用独到的眼光、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思辨方式和激人阅读兴趣的表述,不断推出别开生面的鲁迅研究论著。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丸尾常喜的《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吉田富夫的《鲁迅点景》等等就是范例。
尤其可贵的是日本鲁迅学界的潜力很大,后劲很足。近年来不断涌现新著,例如2006年1月,汲古书院出版了名古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科教授中井政喜博士的《鲁迅探索》。这本书主要是以鲁迅(1881-1936)前半生的文学活动(至1927年左右为止)和革命文学争论时期(1928、1929年)为对象,对鲁迅的阴郁性、复仇观、人道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基础的文学主张以及宣传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考察,很有分量与深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正当盛年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先生,他的实证与思辨完美结合的治学风格,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他不仅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以后定会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与远大的前程。
然而,如今中国的鲁迅研究却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困难局面,如何不断地发现和培养新人,创造有利于鲁迅研究人才发展的环境?也是我们有必要向日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