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关于世界史的讨论多半集中在全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与综合研究上。比起相对早期的名分之争，现在的研究已经在具体内容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例如，由于对非欧洲国家与地区早期现代性的深入挖掘，尤其是中国、印是否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万劫不复的问题：“工业革命为何在此处而不在彼处发生？”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马克?先生所谈到的为何工业化之后世界历史中的西方中心论不好破除的原因上去。一个是工业化的历史对非西方世界等于是空白，另一个原因是对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研究不够充分。确实，现有成果的取得就来自于对非欧洲国家或地区的较为充分的研究以及非工业化社会历史的多样性。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知识准备只是我们破除“欧洲中心论”创立世界史的前提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所进行的上述反思性认识本身。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力量。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只是我们难以做到必要的整合罢了。
对近代早期与工业化以后的世界历史而言，破除西方中心论和建立世界史的认识其实并不困难。困难的原因端在于我们缺乏让人文社会科学保持自我反思能力的良好学术环境。这里面既有我们自身的因素，也有本土社会历史环境方面的制约。例如，对近代早期和工业化以后世界史中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是我们在一穷二白时候所做的主要功课。现在对近代早期世界史的重建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来自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性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而不是自身一点一滴地往前推进的。所以，在对西方史或者非西方世界的地区或者国别史缺乏研究的情况下重拾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并保持下去是我们进一步建立世界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否则，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对近代早期世界史来说，出现在一个时期一边倒地批判西方中心论、一个时期这些批判的武器全部失效或者说对西方近代早期历史的批判自动解除的局面损失很大。一方面，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进行的批判性认识不能成为我们有效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就连当时所使用的知识资源本身也因为滥用而受到牵连。最明显的就是马克思对近代早期欧洲原始积累罪恶的批判居然无法重新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中。更不用说19世纪以降，西方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的同时代的认识和批判了。连西方人都在不停地自我解构，不停地反思与批判自己的历史与社会，中国的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从业者却仍然紧抱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与西化等量齐观并以之构筑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试想工业化以后世界史中的西方中心论如何破除得了，而对非西方的现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又怎么能够充实起来？
因此，无论是从“欧洲中心论”或扩展的“西方中心论”，还是从解除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情结来说，最有针对性的努力还不是重构近代早期历史，而是近代早期结束以来的历史，也就是说应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因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普遍历史是在当时开始敷设的。近代早期历史只不过是个前缀，因为在近代早期西方知识分子眼里，黑暗而落后的中世纪时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固有原点，西方兴起的普遍意义只不过是突破中世纪而已，这也是其本来意义。只是到19世纪中后期，将西方兴起的普遍意义建立在其他社会身上的宏大叙事从那时起才确立起来。
本来在近代早期西欧经济史研究领域，西方历史学界在探讨它的时候，也只限于在中世纪的大框架下分析经济现象的具体情况。这些经济现象所具有的市场经济特征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不可否认，社会理论上的“欧洲中心论”确立后，对近代早期西欧历史的解读就变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理想类型”的阐发。相形之下，中国学界大量的研究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典型的生产要素商品化、产权明晰化演进过程，但历史记载只是表明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也难以说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特性。这种研究首先假定（或认定）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满分”（充分发展），那么近代早期西欧历史如果没有意外，几乎百分之百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历史发展时期。这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知识分子站在他们那个时代，对当时社会的一个总结性的观察。对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不同的思想家下的定义也不一样，例如在奥古斯特・孔德眼里它是工业社会，马克思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托克维尔则说它是民主社会。既然如此，近代早期西欧历史，当可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家之言中全身而出。
能够直观地反映世界或全球联系的恐怕只有贸易、外交（军事）或某些文化因素，全球化论者还可加上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在近代早期，整合的世界历史还有一种解法，即从发现“世界”到殖民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是历史叙事的主角，但实际情况就像近代早期经济史研究所揭露的一样，欧洲人的四处活动对当时成熟的各王朝帝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没有构成19世纪中后期那样的威胁，而且其早期殖民活动的昭著臭名（如奴隶贸易、欧洲人的传染病病菌和动、植物带给美洲原住民的毁灭性灾难）也解构了所谓的“文治武功”。惟有世界经济，这一被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由贸易论者要求价值中立的领域，给“欧洲中心论”留下了可以横耙竖犁的足够空间。从近代早期的世界贸易出发来建构整体意义的世界历史，至少从认识论上能够体现世界历史所要求的整体联系，这一点世界体系论从劳动分工上就已经实现了。但是近代早期的世界贸易恰恰又只能是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展示的萌芽状况，它只能从港口、船舶、商品（包括白银、黄金）、甚至人员往来等现象的有无来反映。具体的贸易规模无从得解。另外一个有说服力的因素是经济总量，但欧洲中心论者一般都放弃了，因为它不是具有独特性的元素，再说近代早期的西欧从其地理面积、人口总量、生产总量、消费总量等综合考虑，放到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旧生态体系中，怎么也不是同时期亚洲国家的对手，所以这就是欧洲中心论者热衷于“拔苗助长”的原因。
但我们也要看到，过与不及都有问题，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要去“欧洲中心论”。在基于解释和理解各自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上，中国中心观和欧洲中心论应该说都还是合理的认识和方法，但如果将它们应用到扩展的世界，就都有乖谬之处。惟一的解决之道是解构立足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世界已经形成的时代，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叙事，才能解开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情结，毕竟中西的真正交手是在19世纪中后期。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现代世界的解构自二战后一直不绝如缕，如西方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反思，这足可解决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理论束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