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不容“恶搞”

    ●对经典的轻蔑、歪曲与亵渎是一种文化病象

    ●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

    ●严肃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近来，有关“红色经典”改编及其引发的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针对当前的“经典”改编热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红色经典”的正确普及与改编如今确受欢迎。然而，在一项关于经典改编的调查中，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利益驱动和盲目跟风是近年来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主要原因。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故事已非那个故事，情节亦非那个情节，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离。“恶搞”之风愈演愈烈。从视频到文本，从网络到电视，从流行歌曲、热门节目到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英雄人物等，都有“恶搞”染指。

在商业化诱惑到处存在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好、继承好、普及好“红色经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前人的文化结晶？严肃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沉默。

改编不能“恶搞”，戏说不能“胡说”

网民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用以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之后不久，名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两部短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与胡戈制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调侃商业影片、娱乐大众迥异的是，网民“胡倒戈”所制作的《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调侃的对象是公认的英雄人物，改编的著作是公认的“红色经典”影片。

在《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而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整部片子，甚至还夹杂一些不健康的对白。

实际上，对“红色经典”影片的“恶搞”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颠覆”早已有之。譬如被改编的一部作品中，杨子荣变成了一身江湖气的伙夫；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被改编拍摄时曾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主要卖点。

针对这些现象，温儒敏教授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

认真的“红色经典”改编值得肯定，譬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沙家浜》等电视剧改编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一些“红色经典”被改编失度乃至失真，使原有经典出现了被解构和颠覆的危险。

改编不能“恶搞”，戏说不能“胡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表示，“红色经典”是一种伴随中国革命而产生的独特文学样式，它具有特有的文化背景、叙事方式和社会功能。“红色”和“经典”的双重特点使得她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红色”和“经典”的解构与颠覆不能听之任之。

“‘红色经典’的改编必须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必须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改编虽然可以在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叙事的细节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等方面下功夫，但原著中倡导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革命激情不能丢弃，更不容‘恶搞’者亵渎。”余开亮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恶搞”之风可能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

如果说，对“红色经典”中人物的戏说只是可能“颠覆”英雄的历史形象的话，那么，对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进行肆意“恶搞”，甚至毫无根据地“否定”，则可能彻底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

经过当年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老兵们的情景回忆和细节描述，董存瑞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事迹不容置疑，然而一些人还要“胡说”和“恶搞”。不久前，某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典型》的访问记，居然写道：“在事实中，董存瑞死后并没有立即被评为烈士，仅仅是通知家人他牺牲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谁亲眼看见他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云云。

我们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词必须进行驳斥。同时，更应反思出现这股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恶搞”之风的社会原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儒敏教授不无忧虑地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做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不应该以歪曲或者调侃、拆解经典作为代价。现在一些“戏说”或“恶搞”的作品，虽然很搞笑，能吸引人，但往往也带有虚无主义和商业气息，对年轻人没有任何益处。

“‘恶搞’成风影响文化生态，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当今许多正直的人抱怨风气不好，物质上虽然富足了，可是整个生活品质还应当提高，不能任虚无、玩世、粗鄙的空气弥漫周遭。那些肆意颠覆和解构经典的垃圾出版物和传媒作品，在造成社会生活粗鄙化方面难辞其咎。”言及此处，温儒敏教授脸色凝重。

改编“红色经典”须带有感情和理性

“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优秀作品。它能在革命历史时期经过广大群众的鉴赏与检验脱颖而出，这本身就说明了它丰富的精神底蕴。

但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的坐标，总会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总会与现实有一种距离感，甚至还会包含一些与现代不尽相同的精神成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考虑到今天观众的欣赏习惯，对红色经典进行适当的“改编”，甚至进行大胆全新的演绎，也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能。

温儒敏教授表示，包括优秀革命历史创作题材在内的民族文化经典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含义可能始终在“流动”，不同时代，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会有变化。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经典积淀了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启示人们对文化价值的理解。正因为经典能不断注入不同时代人们的阐释，所以能成为寄植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没有自己经典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经典，人们才更感觉到文化的存在与分量。有一个说法:英国人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是极而言之。它说明，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性。

“红色经典”允不允许改编？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事实上，许多优秀革命题材作品正是经过改编才能延续其生命。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该如何改编，怎样才能实现主流文化认可与观众认同之间的“双赢”。

“红色经典凝聚着革命时期的特殊情感，包含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改编者有责任敬畏这种情感、尊重这种记忆、保护这种财富。”余开亮博士强调。

他继而表示，在改编“红色经典”中过多运用“戏说”、“颠覆”等方式，对于主流文化和观众来说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主流文化本来是要借助“红色经典”来重建革命的文化传统，但过分的煽情乃至对英雄人物的“恶搞”，便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了。目前，观众对“红色经典”的注重不是煽情而是珍惜、怀旧，而目前的一些“红色经典”改编还无法把人们的这种心理很好地叙述出来。这就导致了观众对“恶搞”的“红色经典”极为不满。被“恶搞”过的“红色经典”在主流文化和观众那里都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对两头都是破坏。

“经典都会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既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当然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现在那种随意颠覆甚至‘恶搞’经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所以对经典是珍惜、尊重，还是功利的消费、利用甚至亵渎，既是检验改编者价值立场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改编的边界所在。”温儒敏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