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欲“国际化”先要“国内化”

刘维新：我认为一些城市不切实的“国际化”，是一种新的“浮夸风”。城市发展，要“国际化”，首先应“国内化”。国内化就是要建立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周边广泛地区之间合作与依赖的关系，推动城市群的形成，使城市对国内其他地区开放。这样，每个城市在实现“国际化”之前，首先应该为周边城市有所贡献，并与周边地区和谐发展。

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可见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城市环境也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城市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些城市脱离国情，脱离周边区域环境，只顾追求自身城市的发展，造成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具体说来，一是城市与乡村的落差加大，出现“繁华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现象；二是城镇体系不完善，特大城市的过度发展带来城市的臃肿和效益下降，中小城市发展还缓慢，未形成较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为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带来困境。比如在繁华的京津唐周边地区，有个涉及24个县，226万人口的贫困带，这个贫困带是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突出表现。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维新：中国城市化拉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间的竞争加剧，政府投入力度加大。在城市发展中，有些领导不加思索地借用国外已受到批评的过时的“现代主义”城市发展模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外资，才能引来新的发展机会，造成城市“摊大饼”式地无限发展。另一方面是市场拉动，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驱动，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无限扩张。目前，房地产开发由于大城市的利润高，国内外的不少资金都涌向大城市房地产开发，拉动了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升迁，并导致住房结构性的不合理继续发展。同时，大城市自我扩张发展，臃肿难以消除，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用水用地紧张等“城市病”更加突出，其开发成本和交易、居住成本都比较高，比如合理的工作与居住之间路程是半小时之内，而北京要达到1.5-2小时，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行上，哪里还有效率？由此可见，特大城市不能无限扩张，超过一定的“度”，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下降，反倒阻碍了“国际化”的进程。

记者：那你认为，大城市怎样才能处理好“国内化”问题，以改善经济和生活环境，而实现国际化？

刘维新：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需要具备中心城市、经济腹地和联系紧密的交通通讯网络三个基本条件。一般来说，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需要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与扩散作用。而大城市不必盲目“国际化”，可先在“国内化”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辐射作用，使自己周边形成一个良性的城镇体系和经济发展体系，更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比如当区域中心城市过于臃肿时候，其功能和人口可以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转移。大城市功能的分散，有利于缓解城市中水资源、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压力；在中小城市推行工业向工业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也有利于集约利用资源，特别是宝贵的土地资源。

因此，建设城市，包括房地产开发，都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区域间作出整体性发展规划，运用金融和土地政策，适当引导产业与房地产开发逐步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并与周边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