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
1、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问题的考证。1987年10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研究资料》第10期发表了杨纪元《“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指出“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而是陈博生。原文摘录如下：“近年来，有的党史工作者在探索李大钊的笔名时，曾经提出‘渊泉’可能是李大钊的笔名问题。……1987年5月，笔者就‘渊泉’的笔名问题，写信请教了当时的几位老者。没过多天，笔者惊喜地收到梁漱溟教授一个十分明确的回覆。1987年6月9日，梁培宽同志代笔写信说：据家父记忆，‘渊泉’姓陈，名博生，福建人，为《晨报》一负责人。”由此可见，杨纪元对“渊泉”的考证要早于石川和丁晓强。
2、关于《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研究资料》是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辑、发行的一份内部刊物。详读石川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可以看出他极为重视《党史研究资料》的参考作用，在该书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列出了1979年―1986年、1989年―1991年、1993年―1994年和1996年共14年的《党史研究资料》，但恰恰缺少关键的1987年《党史研究资料》。难道石川没有收集到1987年的《党史研究资料》？据和石川关系密切的国内学者田子渝介绍：“他十分细心地从……国内主要图书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机构，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他长期密切注意大陆这方面的学术动态和资料的公布，有些在国外很难看到的资料，如中央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甚至像发行量很少的内部刊物，他都涉猎过。”（《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载于《百年潮》2006年第6期）经笔者查证，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存有1987年的《党史研究资料》，而在这年第10期的《党史研究资料》封面上以较为醒目的方式登出了杨纪元文章的标题，这对于曾在北京大学留学两年、对“渊泉”问题又有浓厚兴趣的石川来说，应该是不难看到的。
3、中国学术界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了吗？石川在该书后记中称：他在1991年前后考证“渊泉”问题时曾“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书中第409页），并在其《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一文中举出：“中国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张静如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将‘渊泉’作为李大钊的笔名。”并由此断定：中国学术界把“渊泉”当作李大钊的笔名。
但经笔者考查，《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并没有把“渊泉”当成李大钊。其一，该书是一本李大钊年谱性质的书籍，较为详细地列出了李大钊一生经历的重要事件和发表的文章，但并没有把“渊泉”在《晨报》发表的文章收到书中。其二，该书出现“渊泉”字样仅一处，摘录如下：“1919年5月5日，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该书接着用史料加以说明：“《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一年的诞生纪念日，兹篇系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简洁明?颇有价值，特译出来作研究的资料。渊泉识。’（《晨报》，1919年5月5日）”(第75页)此处，张静如等举出“渊泉”的文章，只是要佐证和解释《晨报》确实在1919年5月5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以及专栏开辟的情况，并没有暗示或说明“渊泉”就是李大钊。而李大钊随后在该专栏以“守常”为笔名，发表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该专栏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协助作用。石川可能缘于对汉语的掌握还不够熟练，从而误读该书作者的本意，错误地认为《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把“渊泉”当成李大钊了。
同时，笔者又查阅了国内出版的关于李大钊研究比较权威的书籍：《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张静如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大钊》（张静如、马模贞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李星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朱成甲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美］迈斯纳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李大钊研究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李大钊语萃》（李大钊著，许全兴编，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李大钊》（朱成甲编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李大钊》（朱志敏编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李大钊文集》（李大钊著，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未提到“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可见，从学术界的主流来看，并没有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学者出现了误读（如1985年《党史资料征集通讯》第7期发表的王志新《部分党组织和党史人物的代号、笔名、别名录》，在谈到李大钊笔名时就列出了“渊泉”，但又有说明：只供参考，不一定可靠；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陈玉堂编《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一书认为“渊泉”是李大钊笔名），就以偏概全，认为整个中国学术界把“渊泉”当成李大钊了。
4、“渊泉”在《晨报》发表文章时，当时的学界把“渊泉”当成李大钊了吗？在当时，《晨报》的影响很大，“渊泉”又多次在该报发表有分量的文章，和“渊泉”同时代的学者是否会提到“渊泉”或他的文章呢？经笔者考证，鲁迅在同时期的文章中就几次提到了“渊泉”。如他1926年3月30日在《国民新报副刊》发表的《“死地”》和同年4月10日在同报发表的《空谈》两篇文章，在文章的注释中就都提到陈渊泉在《晨报》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鲁迅在“渊泉”前加上“陈”姓，而不是“李”姓，就说明他并没有把“渊泉”当成李大钊。从杨纪元《“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中也可以看出，和“渊泉”同时代的梁漱溟也知道“渊泉”是陈溥贤。由此可见，陈溥贤以“渊泉”为笔名在《晨报》发表文章时，当时的学界也并没有把“渊泉”误当成李大钊。
查阅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发现，该书封面注明“陈溥贤译”，书中《凡例》还写到：“这本书我於一九一九年五月起译载在《北京晨报》，连续登到是年十一月才完。现在又把他刊行出来做《马克思研究丛书》中之一种。这是共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的好意，我对於他们不能不感谢的。一九二○・六・二四渊泉识。”由此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作者不仅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渊泉”就是陈溥贤，而且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连续译载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石川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9页和第57页以及《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一文中均提到了该书，但在他对“渊泉”作考证时，却回避该书《凡例》中提到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显然是在制造假相，无非是想让读者相信他提出的“中国学术界把‘渊泉’误认为是李大钊”这一假命题，以此来衬托他的“研究成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