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应当与传媒对接，学术也可以与传媒对接
●“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并不矛盾
●与传媒结合也给学者带来风险
9月2日,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在南京签售他的新书《品三国》。继今年5月在招标会上被某出版社以“首印55万册、版税百分之十四和三年后保底印数20万册”的罕见标码竞得发行权之后,易中天再度成为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有人说,这是一个学者成为“明星”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
学者为什么会这样“红”?如何看待学术与传媒的对接?就此,记者走访了相关学者。
“学术明星”由媒体“制造”
易中天,这位在电视镜头前总是一袭“中华小立领”、操一口流利湖南普通话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机敏的反应、极佳的口才,在“百家讲坛”上赢得满堂喝彩。
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同样也经历了从学界“名人”到“学术明星”的蜕变过程。之所以称他是学界“名人”,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出版了二十多本学术著作,撰写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在清史学界具有较高知名度,但这种影响力仅局限于学术领域。然而当他在“百家讲坛”成功主讲了《清十二帝疑案》后,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著作《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一年内重印15次,发行量超过32万册,他本人的社会影响力也跨越了学界,并拥有一大批忠实拥趸。
这些曾经“躲在小楼成一统”的“书生”为什么突然会这样“红”呢?
“‘学术明星’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方面,随着物质文化的增长,教育的普及,大众对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一直在做普及性的推广工作。两方面通过电视传媒的运作,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学者通过自身的学术积淀、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等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拥有了众多的拥趸,获得了‘明星’的待遇。”
对此,易中天教授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电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传媒,也是一个传播学术的很好平台。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成人也毁人。如果你想成名,可以利用它,但是成名不等于成功。所以我说,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
“‘学术明星’是媒体‘制造’出的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所副所长杨维富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学术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受众比较固定,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现在,电视主动邀请学者,学者积极走上电视讲坛,使学术有了更强势的传播平台。强势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获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他们对学术的主动介入,使学者成为‘明星’具备了现实的可能。”
既要“学术明星”也要“书斋学者”
“韩信是待业青年”、“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曹操担任的这个洛阳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区一个副县级公安局长”,易中天教授在讲坛上风趣的解释和略带戏谑的表述方式,把一个个久远的历史人物惟妙惟肖地推到年轻观众面前。
但正是这种略带戏谑和逗乐的解读历史方式,在得到观众“痴迷”的同时,也遭遇学术界的质疑,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就批评易中天的这种解读历史方式是游戏学术,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并直言“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
而记者所采访的一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则认为:“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类的‘学术明星’和学术研究本身基本上没什么关系,说是‘文化’明星倒是差不多。”
针对此现象,余开亮博士认为,大众对“学术明星”的痴迷和学术界对“学术明星”的质疑,这两种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对待“学术明星”的态度,给了我们一个反思学术传播方式的契机。学术要求理性、严谨、大公无私的科学精神,要求学者甘于寂寞,潜心钻研,以客观、严肃的态度对学术进行整理和创新。学术还要体现平等、关怀、有教无类的民主精神,要求打破学界话语权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尽量避免学术成为高高挂起的“空中楼阁”。
“之所以在学术‘明星’上存在态度对立,是因为社会对学术之‘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这两个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也没有找到它们互融的契合点。”杨维富博士告诉记者,“事实上,‘学术明星’的出现应该是一件好事,它有利于改变目前大众文化过于媚俗的状况,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水平。”
而成名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明星”余秋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当下的“学术明星”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认为正经的地方是在书斋,报纸、电视、网站都是不正经的地方,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文化文化,这个‘化’字在中国历史上叫‘化成天下’。文化的筋骨是要广泛传播的,这是文化的目的。”
“‘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并不矛盾。社会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书斋式学者‘为往圣继绝学’,也需要亲近大众的明星化学者‘为生民立命’。学者全部走进书斋不是一件好事。同样,全部走出书斋也不是一件好事。也许,各自为营以及进出有度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样,可以促使学术和大众的互动,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既能繁荣学术,又能促进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余开亮博士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
文化普及要“通俗化”不能“庸俗化”
易中天教授的新书《品三国》以天价中标,无独有偶,阎崇年研究员的著作《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一年内重印15次,发行量超过32万册,这样的数据在他们没有走上“百家讲坛”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充分说明,学术经过传媒的成功“对接”后,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效应。
但学术与传媒的结合也有可能给学者带来风险。因为,媒体作为大众传播机构,邀请学者走上讲坛,普及学术不是唯一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吸引到足够多的“眼球”。
因此,从一些传媒的角度而言,他们更希望学者的演讲能注重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而多倾向于学者去选择一些公众感兴趣的题材。而学术的传播和普及又是一种相对严肃的工作,要求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要求遵守基本“规范”,受众也期待学者的讲演能给他们带来“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
现实中,这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对此,一些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易中天教授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实际上在电视台做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意味着被学术界抛弃。因为学者不想离开学术队伍,怕被人说成是‘学术明星’,怕被人说成是不务正业、浅薄庸俗。”易中天坦言。
“学术的普及要‘通俗化’不要‘庸俗化’,这是学者在进行学术传播时所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杨维富博士表示,“通俗化是在不违背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易懂,这是学术普及所必须借助的方式。而庸俗化是窥私猎奇,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它与学术研究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余开亮博士对此也持相似观点:“学术要面向市场、面向大众,可以利用一些恰当的比喻、幽默的词汇、个性的表情等演讲艺术,使得大众更易接受。但学者在进行文化普及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术道德底线和基本的学术规范。”
“而学者一旦成为‘明星’,成为公众人物,就任重而道远。‘学术明星’不应屈从于商业运作模式而去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而是应运用自身的知识去客观地普及学术见解和成果,并为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余开亮博士最后强调。
压题图片：易中天教授在讲演。（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