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主持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工作。他十分重视华侨高等教育,曾亲自担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和在广州重建后的暨南暨南大学自1949年6月24日被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之后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后,停办了将近10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恢复暨南大学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在广东这样一个接近港澳、海外华侨众多的地方,把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起来,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培育他们的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重建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政协主席的陶铸,就成了重建暨南大学众望所归的人选了。
1958年,暨南大学得以在广州重建。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政协委员们一致赞同在广州建立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当时兼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的陶铸也表示赞成。后来陶铸还专门主持了省政协第25次常委会,讨论筹办华侨大学事宜,决定成立华侨大学筹委会,由陶铸任主任委员,王宽诚、何贤、陈序经等12人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发动国内外热心教育事业的华侨港澳同胞,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予支持,共同把华侨大学建立起来。
筹委会成立后,在陶铸主任的关心下,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新成立的华侨大学校名问题马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多数人主张恢复暨南旧校名。正如陈序经认为那样“考虑到暨南的历史关系”,“用暨南校名很重要”。1958年2月24日,陶铸主持筹委会时完全同意陈序经的看法,并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建暨大的决议。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校名,公推陶铸同志担任暨南大学校长。陶铸主任对校址选址,招生计划、规模,师资经费等做出了详尽安排。随之华侨大学筹委会亦更名为暨南大学筹委会,在陶铸主任委员的亲自挂帅下,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的工作进程加快。
陶铸为暨大重建的办学经费、师资等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广东地方财政也是及其紧张,但是为了暨大的重建,为了解决教育经费这一问题,陶铸和广东省的领导研究决定,从地方财政拨款100万元。他自己也带头捐了两个月的工资约1000元,作为倡议。在他的带动下,王宽诚、费彝民等港澳华侨同胞都慷慨解囊捐赠,在财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和自身队伍的建设等难题,陶铸也大多亲自过问,多方招揽人才,向中山大学借来多名教职员工,这些人后来成为暨大师资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这样一批专家学者很快云集暨南园,一时之间暨南大学人才济济。
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重建暨南大学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1958年9月24日,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上,陶铸阐述了重建暨大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暨大要办成一所新型的培养一代新人的大学,要以塑造全面完美的人为自己的目的。”筹委会使命完成,成立了建校委员会。
暨大在广州重建后,决定由陶铸兼任学校校长,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陶铸尊重知识,关心人才,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敢说敢为,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威望;二是暨大筹备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和广大师生均希望他担任学校校长。如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陈序经主张:“这个学校是陶书记支持办起来的,孩子生下来了,还要母亲哺育一下,希望陶书记还是兼校长。”同时陶铸本人也愿意兼任校长,他在学校一次党政领导会议上过:“自己兼任校长是为了巩固暨大办学的成果,加速发展学校的各项建设。”他在省人大会议上向代表们亦承诺:“愿意兼任暨大校长,解决上述难题。”
尽管公务十分繁忙,陶铸校长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他提出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并确定按照“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的方向,进行系科专业调整。他很重视师资建设工作,认为“学校好坏,当然主要是师资”。他关心学校的校风、学风和思想教育工作,他主张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一定要把教学工作搞好,千方百计教好学生”,强调要养成优良的校风、学风,学生不仅要学好功课,还要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关心师生的生活,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相继建成了教工宿舍、教工食堂、幼儿园、病号宿舍和浴室。
在中央的关怀和陶铸校长的领导下,暨大的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到六十年代中期,暨南大学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考虑到政务繁忙,暨大校务已经走上轨道,暨大涉外事情较多,身为中南局书记兼暨大校长也感不便,陶铸决定不再担任暨南大学校长。他同时推荐著名经济学家、东南亚史研究专家、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陈序经先生担任暨南大学校长。1963年1月,陈序经赴暨大履新,陶铸在学校主持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介绍新校长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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