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灵性的土地，也是智慧的天堂。如果要勾勒一所大学的灵性与智慧，除了南来北往的学子，恐怕更多的要从那些为人师者的背影里去追寻。暨南为培养来自五洲四海的海内外学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吸引了大批如词家龙榆生
诗书之家出身的龙榆生先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走上词学研究的道路并成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初走进国立暨南大学，结识晚清词宗朱疆村先生。龙氏自幼熟读诗书，据说十余岁时写《苏武牧羊赋》，便有“发馀几何，齿落八九”的警句，时人称奇。
1928年，年轻的龙榆生因陈石遗的介绍，来到上海走上国立暨南大学的教席，从此开始了龙氏八年由讲师而教授的暨南生涯。也正是在暨南园，他结识了当时蛰居沪上的陈散原、朱疆村、郑孝胥等前辈学人，因其好学而备受赏识，尤其是朱疆村先生对龙氏的分外看重。
1931年12月30日，朱疆村先生逝世。临终前将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授予龙氏：“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从他一生的词学研究看，龙氏没有辜负先贤的寄托。
多少年后，龙榆生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疆村二老。……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疆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的方针，叫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敢忘的。”
诗家汪静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1928年秋天走进暨南园的诗人汪静之应该属于后者了。诗人一言一行都秉真性情而为之，那本诗集《蕙的风》正是诗人本真性情的流露。在暨南国文课堂上，学生问《蕙的风》这书名的意义是怎样来的？诗人坦然地说：“蕙就是我从前追求的理想的爱人，我这部诗集就是为了她而写的。我写好了，书出版了，送了给她。谁知她正眼也不瞧一瞧，她嫌弃我穷，后来嫁给一个官僚去了。女人就是这么样愚蠢的。”学生们总算明白了，“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原来是诗人在单相思。汪诗人继续口无遮拦地说：“我现在的太太是和《蕙的风》的女主角同学，那时她们在杭州第一女师读书。她嫁人了，我失恋了，伤心了一个时期，才追起我目前的太太来。”闻者捧腹。
诗人好像很不懂得如何生活，最怕肺病，郁达夫、章衣萍和杨骚诸人送给的新书，统统都要摆在太阳下晒个三四天才敢动手翻阅。同事曹聚仁先生后来回忆说，汪诗人在暨南教书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伊甸，从皖南老家带过来时白白胖胖的。诗人完全按照育儿书籍上的方法喂养小孩，结果没过多久女儿就日渐消瘦。诗人只好把女儿送回皖南老家，让老母亲按照农村的土办法喂养，女儿再次到真如时又是白白胖胖，我们的汪诗人百思不得其解。
画家陶冷月
今天的暨南园，学生社团林立，暨南学生的活跃在中国高等
学府中是罕见的。或许这与暨南园的传统风气有关。民国年间，郑洪年先生长校，不惜掷资供给学生团体作经常费用。结果学生团体之多，课余活动之频繁，在江南八大学堂中无出其右。学生社团可以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名师或学者来社团定期讲学，暨南特有的国画研究会和西画研究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画研究会请来了留法归来的邱代明先生主持，国画研究会请来了陶冷月先生，各自有声有色地开辟了一个设备一应俱全的画室，教授学生作画。
陶先生在指导学生作画时从来都不马虎，每日傍晚4点准时来到画室。“作画要注重气韵，作画之先要胸中有画，然后才下笔，胸中无画就不要作画，勉强下来的画不是气韵不够就是笔力不够遒劲。”他时常循循善诱地教导学生：“应该知道时间加上努力，就是等于天才。”
《红楼梦》里黛玉与湘云月下作诗，黛玉有“寒潭渡鹤影,冷月照花魂”的佳句。先生自名“冷月”，作画必有冷月，不知是否源于此了。或许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位从苏州水乡走出的国画家生性不拘小节，平日乐居卧室作画，直到傍晚时分才来画室挥毫泼墨。先生一边执笔，一边与来客聊天，绝不会因为有客来访而停笔应酬。客人往往是乘兴欣然而来，一切客套寒暄尽皆免去，兴尽飘然而去，先生也不会驻足送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