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您怎样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张卓元:六中全会全面勾画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比如,现在农村合作医疗的标准是每年农民自己出10元,财政出30元,但农民看一次感冒大约50元,这就用完了全年的医疗保障费用。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容易解决,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要加大对农民的关心,减少城乡差别,更多的增加社会和谐的因素,就要把对农民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逐步提高到每人每年50元、100元,那么8亿农民年支出就是800亿元。没有经济实力,这笔钱是无力负担的。而如果有经济实力,政府才有调节的余地,才可以更多地向农村合作医疗这个薄弱环节倾斜,逐步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要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国家要把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入到农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和重大基础设施中。同时,免征农业税,种粮直补、农机补贴等有利于农村生产发展的政策也要靠财政资金支持。
统筹区域发展,要缩小东西部差距,也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现在中央财政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转移支付,西部的青藏铁路等重要的交通、水利基础设施都是靠中央财政支持的,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可以更多地支持中西部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差距,使区域发展逐步协调。
在经济与社会统筹中,六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公共服务上享受权利不平等,有材料指出,北京和上海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是200元,而有的省却不到20元。只有加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备、逐步均等,社会才能更平等、和谐。
记者: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通过发展来奠定物质基础,您怎样看待“发展”和“科学发展”？
张卓元:强调“科学发展”是因为现在的“发展”还有不够科学的成分。当前的经济发展,影响全局的最主要方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现实情况是,这个问题这两三年没有改善,反倒还更加突出和紧迫。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10.9%,但单位GDP的能耗上升0.8%,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增加了3.7%和4.2%,说明粗放扩张更严重了,也说明“十一五”规划中想要扭转的局面依旧没有改观。这种粗放式增长消耗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环境,损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只有改变这种竭泽而渔的粗放式增长,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保护好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除了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外,科学发展还体现在协调发展上。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虽然是2003年提出的,但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当时“双顺差”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就提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中央的远见和超前认识。上述五个统筹和协调对发展问题有了一整套的全面认识,是发展观的完善和飞跃。“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和出发点,“五个统筹”则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内容。
记者:要实现科学发展,当前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卓元: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特别是有关土地和环境的法律法规更要从严执行。有报道说,今年新开工的亿元级以上项目有40%是违规上马的,有的根本没有进行环评,有的违规占地。
其次,要完善相关政策,特别是要充分利用财政和税收政策。比如对利用新能源、清洁能源应有所扶持;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应有所限制,防止外国把污染变相地转嫁给我们;应提高资源开采税,促进资源回采,提高资源利用率;尽快开征燃油税、物业税等。
第三,大力鼓励自主创新,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改变主要靠资源、资金高投入实现粗放增长的状态。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特别应发展金融、保险、技术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第五,最重要的是深化体制改革。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财政体制要完善,土地收入应纳入财政预算,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系转变。财政支出应更多投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更和谐。还要深化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