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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写作”的缺失

2006-12-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学昕 吴宁宁 我有话说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生命经历与情感特征,每一代作家也只能在属于他自己的情感记忆中,表达对世界、社会人生和自我的渴望、张扬、迷失、放逐或重构。现在看,“六十年代”人正是在被他们称为“街头”的环境中成长、成熟起来的,这几乎是某种敞开的、独立的、自足的生存方式或历史象征。他们的生命中自然带有一种自由
、开放的“街头气”,因此,他们的小说写作,也充满了对以往生活进行文学建构的鲜活的、充满质感的故事描写和生存经验的回忆与重述。而与之相比,“80后”的青春写作者基本上都是在社会与家庭的种种规范中成熟起来的,他们则没有更多的自己去感受生活、阅读现实世界的平台。他们认知文学与社会的方式也多是通过互联网――从文学到文学,从文本到文本,享受着信息的便捷与速度,虽博学而才华出众,却也承受着由一览无余的“反叛”姿态所带来的悲哀。所以,他们的写作中更多的则是虚幻的自恋,甚至是自怜式的情感絮语,讲述的故事也多半是荒诞而神秘的,人物大多乖张、漂浮甚至有些畸形。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性情”的自我个性的写作,直抒胸臆,率性率真,秉具童心,倾笔言情,讲究文法修辞,但还是使人感到,他们缺乏一种重构自己童年记忆的激情与冲动,缺少对生活的真切关注与回味的耐心。而由于思想和社会内容的缺乏,其个性化的张扬、情感化的社会经验、性情的寄托和解放,加之写作的商业化氛围,就使他们的自由精神看上去苍白而贫乏。一句话,经验、故事的缺失,使童贞和性情流于空泛,作品也就难以产生对灵魂的震撼。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凭借他们的浪漫、激情或感伤在历史的纵深处追忆、缅怀着逝去的青春,给人一种生命的厚重和深情守望的精神力量,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更多是依赖他们自己当下性的生命体验,自信而坚决地抒写着自我和同龄人的极其现实的生存图景。无疑,当下青春写作者们的艺术禀赋与独特姿态,为文学的写作空间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但是,我们在为之欣喜的同时,却不免为这些年轻写作者们在创作中表现出来“写法”上的过于成熟、稳重,甚至世故、消沉地对理想主义进行颠覆,近于游戏、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感到深深的忧虑。很难想象,作为心灵体验、诗性表达的文学写作,缺少生命激情与内在精神冲动的形态会铸就文学怎样的未来。而文学叙述中故事的缺失,则充分地凸显出他们表意的浮躁。

“故事”作为小说叙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虽曾在文学形式革命的冲击下一度遭到一些作家们的排斥与拒绝,但是,刻意让形式与故事的过度对抗,反而使形式陷入语言游戏般的尴尬,它给小说带来的不仅是故事性的丧失,还会使作家的自我言说缺乏实在性,情感的悬浮性。而真正的文学大师、优秀作家都是善于讲故事的人,他们能够将故事由趣味推向精神,由精神推向坚实的存在。这样的故事本身就是有力量的,是超越形式本身的作家心灵力量的见证。它以审美的精神气度担负起探问存在的重任,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宽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作家,在历经了“先锋”形式试验后重归传统的真正原因所在,因为他们重新找回了重温并敞开内心的理想的写作途径。

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激情与冲动比较,八十年代的年轻作家的写作大多只是基于一种表达的欲望,因此他们的写作更显得平和与温软。这种写作精神的巨大差异,绝不仅仅缘于代际之间的文化与经验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前辈们的成长方式、生存方式截然不同。六七十年代“街头”上的成长境遇充满了现场感,亲切而生动,同时背负着自我成长责任的重负。在那充盈而自足的环境中,完全没有成人在场的规范与约束,孩子们凭借真实的感觉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依托,独立地判断生活。这里,存在着一个完全疏离于成人世界的孩子的自我的心灵规约,虽然有幼稚、顽皮甚至嚣张,但他们却是在破解自己生命的谜题,无论茫然、痛苦,或者收获的仅只是一片废墟,但是他们却拥有“冒险”的历程,并体味到了其中真实的悲喜,充满了把握自己生命的自由与愉悦。而“80后”年轻作家们则生活在社会与家庭文化与规范深深的浸染与约束之中,所有生活方式都鲜明地摆在他们的面前,很少需要自己选择,也没有人生谜题需要破解,既少有痛苦也鲜有失败,更没有精神的承担,他们的生活就像一片无际的棉絮,没有方向与重量,心灵经历不足,精神上也过于松弛地面对世俗。因此,他们的小说题材相对狭窄,叙述多专注于个人情感的孤独、忧伤、焦虑,正如卡伦荷尼所说:“对痛苦的嗜好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把自己的不幸小题大做,加以夸张……可能别有用心地去尝试或炫耀自己的痛苦。”他们往往沉溺于这种自怜、自恋的情绪之中,使小说在整体艺术上显得苍白无力。所以,他们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种激情,没有写出真正的青春风貌,更难有心灵触摸,以及拷问存在的欲望与信念。

当代中国进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社会文化解除了传统体制的束缚,进入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个进程,对于个人,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生存空间的自由拓展,但这种自由必然一方面承受无限欲求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在无法摆脱的历史文化心理积淀中遭遇自我存在的全面质疑。海德格尔曾揭示这种主体自由的双重危机对于人的存在的致命威胁:“长期以来给予人致命威胁,本质上威胁着摧毁他的本性的,是要求在一切事物中有目的地实现自我的无限欲望。”进入这个语境,一方面意味着新时期文学获得了无限自由,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它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因此,这种自由只是表面的自由,欲望是希望,实际上也是某种悲哀和捆绑。“青春写作”者无可选择地在这两种力量的胶着中徘徊、迷惘、奔突。他们向往生活的纯净却到处都是赤裸裸的现实;渴望保留纯真却无奈成长的迅速;渴望形而上的精神追问却四周都充满了形而下的欲望。他们找不到支撑自我的信仰,试图建构一个自我的理想却无力冲破前辈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这种境遇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过早地成熟、稳重起来,远离单纯,他们从生活方式和倾诉需求上远离五、六十年代人的理想主义,而变得愈加空泛与自溺。因此,他们的文学写作也就显得缺乏生命的质感和冲动,没有对往事的精神沉淀,将个人的存在符号化,平庸化,进入一种竭力追求“个性”的自我叙述。

虽然,当下青春写作中的故事缺失,主要源于他们的成长方式与存在方式,而且难以填补和改变。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青春写作”就一定无法超越前辈作家,只是要看他们如何理性地认识自己的生存经验,如何穿越既定的思维惯性,将自己的创作激情投入到把握真实人生的艺术追求之中,怀着深情回味与精神扩张的热情,去写作精彩而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及其精神寓意。只有这样,他们富于才情的写作才会避免尴尬,他们的文学旅程才会越走越远。这正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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