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过三本《论语》，两本是手抄本，其中第一本手抄本说来话长。在“文革”初期上高中时，我到同学家串门，突然发现了一本《论语译注》。我曾接触过《论语》的片断，但全书还是头一次见到。在那个年代，碰见摘着摘着，我就感到值得摘的太多了，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孰可遗”，于是干脆把《论语》原文全部抄下来。我认为，好书要有好样式。反正我因为有走资派的父亲，红卫兵不吸收我，是个逍遥派，有的是时间。我仿照古代线装书的样式，把16开白纸对折，在页面上画上竖格，抄写正文。一页页的书口上都画上标志，写上书名，编上页码。究竟抄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抄了厚厚一本，之后，再用线装订起来。当时我看它真是太漂亮了、太精致了。刚订好的那些日子，晚上则搂着它入睡。书中精彩的论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尤其是关于学习的论述，成了我学而不厌的不竭动力。正是靠着这股动力，我才能于1978年以全市总成绩第一名走进了大学校园。但这件浸透了我心血的珍宝，后来却惨遭烈火烧身的厄运。
那是我成家后的事。“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连不识字的人都知道孔老二是个反革命。一次我出差，一去半个月，回来再找这本书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问才知道，妻子看见这本书后，吓坏了，就把它当作引火之柴烧了。我一听，捶胸顿足，但书已成灰，无可挽回了。当时我想，这要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为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国家内部发行了一本《论语批注》。我又是一个喜出望外。对《论语》的痴迷使我没加考虑就下了决心：再抄一遍《论语》原文，用来抚慰我心中那永远的痛。可是这时我因公私诸事繁杂，已没了那么多时间，也不再注重形式，只是用普通的横格纸抄下了原文。这样，我就有了第二本手抄本的《论语》。
第三本《论语》得来就容易了，那是“四人帮”垮台后，我从书店买的公开发行的《论语注》。
这三本《论语》，若按物质价值而论，当是公开发行本大于首次手抄本大于第二次手抄本；若按在我心中主观认定的价值而论，则是首次手抄本大于第二次手抄本大于公开发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