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写的事物、人物，都和自己息息相关。南方平常的水萝卜，因为和她生命中的一些珍贵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水萝卜》）。一篇《望尽天涯》（《大家》2000、2），写母性的深沉与女性的挣扎，写一位母亲的疼痛，况味独特。在女儿的成长中，作者也发现和体验了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发现了自己的个性。在这里不单纯是一种母性或女性之爱，更重要的是在作家所描述的独特体验及其裂隙之中所透出的普遍性，表现了作家超越于爱之上的对女性生命体验的传递。写祖母、女儿，写其他女性的故事，都是在写自己。同时，她写自己，实际上是关注整个女性的成长和命运，这样，张燕玲的文学世界不只局限在一己的生活中，格局很大，视野开阔。如写西湖，她不着墨于两个西湖的美景以及苏轼建的堤坝，也不写朝拜苏东坡，而是将自己对苏轼的钟情穿透在苏东坡巨大的身影背后，他的侍妾朝云身上（《朝云朝云》，见《文学报》1997、9、16,《散文选刊》1997、8等）。有多少人知道位卑无名的朝云？张燕玲为我们勾勒出这位美丽良善而富于才情的女子，唤醒对坡公爱情生活的回忆。罗丹的情人卡耶儿的命运很悲惨，她被榨取了青春和才华，最后又被剥夺了创作和正常生活的权利。作家怀着怎样的疼痛感写下了《地狱之门》（《大家》2000、2《散文选刊》2001、1）。作者不单深怀悲悯写下了对异国前代的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同时也在控诉和质疑那产生悲剧的男权社会的不公和不义。她写茜茜公主（《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见《作家》1999、12），那寻求真爱的美丽女人，并进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耶鲁独秀》（《羊城晚报》2002、9、25,并入选多种年度优秀散文选本）中，她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位活跃在西方的东方女性身上，作品的文化意蕴深厚。耶鲁是世界名校，可写的东西很多，张燕玲独具慧眼，从设计女生碑和越战墙的林樱（林徽茵的侄女）入手，写中华优秀女性的才情，写东西方文化的交融。除了对优秀女性的赞美外，更体现了作者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厚理解。
正是在对女性命运的描述和探讨中，张燕玲展现了自己对人、社会、自然和文化的深入思考，而不是吟风弄月，绘花描草，炮制“美文”。她写的是知性散文，始终在散文中融入自己的思想。张燕玲不是“职业”的散文家，可她写得很有技术含量，注意张驰有度，像《此岸，彼岸》（《人民文学》2003、11,并入选多部年度优秀散文选本及2003年下半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排行榜”）一篇，就是这种有法度的代表作。作者在这篇散文中，从台湾海峡对岸的基隆市的“中元祭”仪式写起，写到花莲的中元节，写到住着大陆去的老兵的“农民之家”，穿插其中一个老兵曾老伯的故事，最后写到文学。这篇文章所写到的此岸彼岸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现实地理包括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两岸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宗教意义上的，现实人间的此岸与未来死后的天堂或地狱彼岸；第三个层次是文学隐喻意义上的，即将语言文字符号视为此岸，而其意义则在彼岸。《此岸，彼岸》因此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它将现实层面和宗教层面结合进文学层面，使文章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收放自如。在《此岸，彼岸》和《0点废墟》等篇章里，作者的笔触已明显越出女性自我观照的视野，体现了一种深深的人文关怀，思索整个人类的命运，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大地的写作。
张燕玲的散文充满思索，言语中肯，有时激情四溢，有时凄婉悲怆，有时振聋发聩。她的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的散文集《静默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即为8本“女学人文化随笔”之一，新近出版的《此岸，彼岸》则为河南文艺出版社5本“知识女性文丛”之一，与丛书其他女文学评论家一样，散文也不是她唯一有成就的领域，她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以这样的身份来写散文，视野自然与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这样的写作常常就是智慧本身的一种展现，是今天知识女性散文写作中颇具知性、富于才情和个性的写作。从文学史看，散文写得好的人并不是职业散文家，或者说只会写散文的人，他们从不为写作散文而写散文。好的散文作家是无意中诞生的，他们是业余的散文家。张燕玲的散文也是一种“余墨”。散文在她是一种业余生活，是带有超越色彩的。这样，她写散文，常常写的是真情实感，没有滥情和矫情。她的散文充满了知性、反省和质询。当今的时代，知识领域的专业划分越来越狭隘，文体界限也越来越分明。萨伊德因此在《知识分子论》中大声疾呼一种知识的“业余性”：“所谓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在散文创作中，我们需要这种业余性。读了张燕玲的散文，就更感到了提倡散文中的业余精神的重要和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