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同仁请我写文章回忆一下当年在人大工作的情况。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让我感到困难的是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当时既没有写日记，也没有保存相关的材料，现在只能全凭记忆了。
1952年2月,我作为一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我所在的哲学
教研室的同事都是些年轻的哲学教师，像萧前、方华等，还有一大批研究生，他们为将来从事教师工作做准备。我的工作是把在苏联讲课以及就哲学问题开展课堂讨论的经验传授给他们，这不仅仅涉及哲学内容本身，而且包括教学法问题。这就是我在中国两年半的时间里所从事的日常工作。
说起研究中国问题的愿望，我其实很了解自己能力上的局限性，因为这要从掌握汉语开始。但是我无法投入精力去认真学习，因为那样会影响我的主要工作。因为我不懂汉语，所以我和听众之间的所有交流都是通过翻译来完成的。与我共事的两位翻译是钟宇人和马玉珂。很多东西都取决于翻译的水平，特别是转达思想的准确性和听众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要想有高质量的翻译，最重要的是译者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因此,我们定下了这样一条规矩：我要提前让翻译熟悉课堂上要讲的内容。
我和钟宇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最多，可以说他是我的主要助手，一个出色的翻译，我可以完全信任他。我对他非常感激，要是没有他，我在人民大学根本无法工作。在以后的年代里，他成为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课程是这样安排的：从8点到12点讲课，在此之后到16点以前是午饭和午休时间。在课堂上，翻译就坐在我的旁边并逐字逐句地翻译我所说的话。这样听课的人可以做非常详细的笔记，而我一旦发现学生们在听课时遇到难懂的地方，也可以再做些补充的说明。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书面内容的简单复述是不可取的。虽然大家都说授课就是“读讲义”，但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我认为，口头表述比大声朗读书面语文本更容易被听众掌握。所以通常我不会去读现成的讲义，当然，也力争不超出翻译所了解的思路和内容的范围。
比较复杂的是课堂讨论。这需要进行双向翻译，翻译者既要把学员的发言翻译给我，也要把我的话翻译给学员。但我始终认为进行课堂讨论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提高学员们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去独立地思考问题。成功的课堂讨论绝不局限于对讲义或者教科书的简单复述，而是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展开辩论。这一切都有助于学员更深入地掌握所学的课程。当然，在我的讨论课上许多时间都被翻译工作占去了。这点不足之处影响了讨论的展开。
我没有保留自己的俄文讲义。这些材料留在了人民大学。因此我无法用自己今天的视角来详细地品评我那时开设的课程的优缺点。我对此只能笼统地概括一下。毫无疑问，讲义上留下了那个年代的印记。在当时不能偏离公认的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否则会遭殃的。当然，我也援引了斯大林的话，援引他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的”论断，尽管我并没有特别坚持这一点。我好像还批评过摩尔根的遗传学，未加分析地揭露过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讲义中还是有一些我自己的东西，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的哲学思考、我教哲学课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那些继我之后来人民大学工作的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们告诉我，某些教哲学的苏联老师阅读了我当时的俄文讲稿，发现了许多错误甚至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如果类似的批评确实存在，我也只会为此而感到高兴。这说明，即便是在斯大林的著作被奉为“哲学思想颠峰”的时候，我所准备的讲义也不是对固定模式的公式化照搬。
我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西欧哲学史、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俄国哲学史、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以及有关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除了传授一定数量的知识外，这些课程和课堂讨论还能给那些准备做哲学教师的学员提供什么帮助呢？当然就是教学法和提出问题的方法了。同时也希望帮助学员更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看作是一种对现实采取积极、富于创造性的态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全面提高他们的哲学素养。
回国后，我还保持着与中国同事和朋友的联系。这种联系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有好长时间，我对那些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到后来这种联系又恢复了，大家互相通信、保持接触，我甚至还与更年轻的一代中国同仁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中国情愫贯穿我的一生，我为命运送给我这样的礼物而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