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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猎》的文化意义

2006-12-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鸣 我有话说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作家的写作技术日益成熟,可写作所要通达的人心世界却越来越荒凉――小说如果只是故事的奴隶,而不能有效地解释人心世界的秘密,小说存在的价值也就变得非常可怜了。而作家出版社出

版的黎晶的长篇小说《殉猎》突破了作者的个人经验,将叙事全面渗透到底层生活的还原之中。

故事发生在黑龙江边的桦皮屯。一位俄罗斯男人与一位美丽的中国女人生下了一个混血儿――于毛子,他和父兄在“文革”前后相继死去。这些表面上都是死于宽厚威严的“天道”,本质指向却是当时的政治生活以及人的欲望。作品写得冷静而沉重。然而在这种悲凉的沉重中,读者读到的却是久违的内心的“柔软”和我国特有的温情。

作品以平淡而正统的叙事,表现了命运和受难者,讴歌了英雄主义;诉诸了所有人的重要情感和困境;也揭示了权力对人的诱惑,既有着现实的目的性,又有着某种历史的遗传基因。女主人于白氏和上海女知青钱爱娣的遭遇,更为读者解剖了中国女人的温厚善良的伟大。作品对谷有成一类干部的描写既符合情理,又鞭辟入里,有他们自私的小算盘,又有他们无尽的忏悔。作品多次表现了权力者给卑微者带来的不容喘息的“羞辱”,表现了时代的生存难题,它是我们如哽在喉的刺,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既无法下咽又无法吐出的痛苦,是沉默者得以发声后的呐喊。呐喊的方式,就是在虚构中不厌其烦地羞辱自己的替身――那些卑微的主人公:于掌包、于毛子、于金子等一类人。因此这呐喊是自虐性的。小说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活动,它还带有某种理性的反思意味。我们不仅看到了以“苦难”作为集体意志演变的特定符号,通过苦难的不断变化所折射出来的权力历史、价值观念、社会伦理的变迁,也看到了在这种变迁之中个人命运的沉浮。同时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变迁,不仅仅是现实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还有几千年遗留的厚重的思想积淀,任何微小的改变都变得十分艰难,甚至就像是在原地划圈一样,羁绊难行。

《殉猎》是黎晶同志长期基层生活责任积累的精品力作,作品于沉重中透露温情,于平静中引人深思,折射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学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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