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标准的参照下，逐渐形成了把中国学术实用性理解的偏向。事实上，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历来都是建立在学术求真基础上的。因此，从学术求真与致用互为条件的角度，才能全面地把握中国学术
通观全书，作者的探索分“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对中国现代哲学的思考”、“关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几个部分。全书凝聚了作者长期学术求真的心血与结晶，许多独到见解对当前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和谐社会”理念，作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揭示出中国文化中这一有价值的资源，其后又多次撰文加以详细论述。众所周知，我们当前正在把构建和谐社会当做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主题，作者的这一探索可谓生动地体现了学术的求真与致用。
作者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哲学之路成果斐然，发起编纂《儒藏》和创建中国解释学可谓学术求真的代表；而对和谐社会观念的阐发、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商榷，指出其不合时宜地坚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思想的阐述，为不同文化共生互补、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可谓学术致用代表。这其中，意义尤为深远的是《儒藏》编纂工作。盛世修史，作者敏锐地把握了当前国家振兴的历史契机，发起编纂《儒藏》，裨补中国学术史上代表主流文化的儒家没有像《佛藏》、《道藏》那样集成文献的不足。中国学术史上，编辑大型丛书也是造就大批人才的过程。正如编修《四库全书》培养了大批杰出学者，编纂《儒藏》也必将为当代学人提供一个难得的成才机会。
在学术求真的同时又能够关照经世济民，是实现中国学术真精神的学术自觉。作者在学术自觉的实践中也完成了对求真与致用精神的发展，这体现在作者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思想作中西交融的学术把握中。作者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种借鉴不同文化促进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觉中进行的，这就超越了近代以来的文化古今中外之争，以更为高远的目光审视当前人类一切先进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未来，使中国学术求真与致用的传统增添了中西交融的现代视野。因此，作者常常在学术与思想转折的关键时期率先提出方向性的见解，对和谐社会思想的抉发如此，对儒藏工程的倡导亦如此；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反省50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之失的时候，作者于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上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把中国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较早地以学术实践走出长期的学术教条误区，同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当前，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带到了被工具化的边缘，时刻困扰着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这也同样牵动着矍铄之年的作者，他在本书自序中写道：“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许多人变得很实际，没有幻想，没有激情，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爱与恨了。这难道是人们、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这是作者对社会发展新的学术自觉，也是对家国天下一如既往的深切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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