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说家林斤澜先生出生于1923年6月1日,今年八十有三,被文坛戏称为“永远的老顽童”。我理解,这既是说他的性格好,老是保持着一颗童真之心;也是指他的创作态度高妙,探索永无止境。
精气神儿旺的“一尊笑佛”
在今年初冬召开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一报到,就听说林斤澜先生也来了,不禁大喜过望。这当然说明林老的身体好了――2001年至2002年冬春,他曾有过一场大病,感冒引起了肺炎,十分严重,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很久都恢复不过来。这之后听说他慢慢好了起来,还曾读到他写的一篇散文《出生入死》,以达观的态度记述这场大病。后来,还曾跟他通过信和电话,请他为本报写过稿。但一直未敢上门打扰,也一直没在公众场合见过他。
当晚,我与《北京文学》杂志主编章德宁,还有北京的两位作家刘孝存、张健,一起去房间看望林老。
林斤澜先生见到我们,大为兴奋,呵呵笑着,高兴得差点儿把刘、张二位抱起来。但见他满面红光,满面春风,满面佛相(文坛上有人把他比喻为“一尊笑佛”);两只豹眼圆睁,目光炯炯,里面依然盛满了一潭深不见底的清澈;腰挺得倍儿直,往那儿一站,拿破仑似的;说话的声音也仍旧洪亮,中气十足,显得精气神儿很旺。
他呵呵笑着,埋怨我们好几年不去看他。我们大家一起喊冤,也一起埋怨他:“谁知道您这么精神啊,看起来,身体比我们谁都好呢。”
“是呀,是呀。”他瞪圆了豹眼,乐呵呵地说，“我那年确实大病一场,差点儿就过去了。你们看我现在多好,每天早上6点起床,上街上走步去。走得还特快,用文学的语言说,叫‘健步如飞’,走上两三个小时也不累。”
“您还写作吗?”一旁的新华网小记者问。
“写呀,能不写吗?一辈子干的不就是这个吗?”
“您还用手写哪?没想学电脑?”
“没有。连想法也没有。我也不熬夜,饮食起居都挺注意,争取少给家人找麻烦。”
“我写的人和事,自己也没弄明白”
林斤澜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一直辛勤笔耕,至今不辍。这位从浙江温州走出来的进步青年,中学时代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5岁离家独立生活。1945年从国立社会学院毕业时,已经是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1949年后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从事剧本创作,后任北京作协专业作家、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戏剧集《布谷》,这好比是他的孩子,后来林老的女儿出生时真的取名林布谷。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一般取材于农民或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讲究构思立意,风格清新隽永,独树一帜。短篇小说《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曾引起读者注意。1962年春,由老舍主持,北京市文联举行了三次“林斤澜创作座谈会”,专门讨论他作品的风格特色。“文革”后,林斤澜写了一系列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1987年结集为《矮凳桥风情》出版,一时为人传诵。这些作品语言凝练、含蓄,兼融温州方言于其中,以浓缩的结构、突兀跌宕的情节,白描出了一系列人物形象。林斤澜还著有散文集《舞伎》、《随缘随笔》、《山水之间》,小说集《春雷》、《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草台竹地》,系列小说集《十年十意》,特写集《飞筐》,文论集《小说说小》、《立此存照》……
这种履历式的介绍虽然是必备的,但往往会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缩略成一个图片说明,其中的鲜活水灵全没有了。尤其对于一说话就呵呵笑,一眨眼就灵光闪现,一写文章就精气神儿毕现的林斤澜先生来说,真是太委屈他了。多年来,最让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不解的一个问题是,林斤澜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文字也好,结构也好,为什么独独有一种跟谁都不同的、非常奇特的、却有点类似外国现代派作品的味道?
好比,你推开他的作品之门,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语言、不是文字、不是叙述、不是故事,而是一层眩迷的光雾,就如同阳光下的七彩山岚。这山岚或曰光雾与他的文字相伴相生,拨不开,分不离,朦朦胧胧,亦迷亦幻。常常是整篇作品读完了,还没从雾岚中回过味儿来,雾里看花,似像非像;海边看潮,非懂似懂。
空口无凭,咱们举个例子。林老的小说《梦鞋》中有这么一段:“我一生只做一个梦。做来做去,老只是梦见鞋;鞋丢了,鞋扔了,鞋忘了,鞋坏了,鞋叫人抢了,还有鞋变了――那就稀奇古怪了。我在梦里老是找鞋,抢鞋,抢住、挟住、护住鞋,为鞋拼死打架……有时候惊醒,一身冷汗。若是千辛万苦把鞋穿上,那就浑身松软,酥酥痒痒地睡沉了。”
这种感觉,这种语言,这种荒诞的写法,在当时的中国,也就这独一份。所以说起“现代派”,林斤澜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早、最本真、最本质、最自觉、最坚决、最彻底的“现代派”,其扑朔迷离的行文、飘忽不定的想法、藏而不露的主题,与外国“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许多经典作品相较,是真有一拼,可详详细细论其短长的。
可是,从个人的微观背景来说,林斤澜说过,他还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多,喜欢《聊斋》什么的;外国的现代派作品尽管很早就接触过,却始终也读不大懂,弄不大明白。而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文化水准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更新等等宏观背景来说,中国也就是在这28年改革开放以来,才迅速与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林斤澜的种种“现代派”写作,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回,我终于捞着机会当面请教他本人了。
谁知,林斤澜先生专注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一闪,竟反问我:“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呀。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跟大家不一样?我也一直没想透。”
他说,从他的写作一开始,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要这样写,可是一般人都说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经过多年的琢磨,他自己总结出了三条:一是文字不通顺,不是一般的习惯性语言;二是叙述不顺,有时用倒叙,有时是辐射型,而中国人爱看的是顺叙;三是意思不明,说的什么,意思不直接,得慢慢琢磨。
“可是,这几乎是不能解决的呀。”林老眨眨豹眼,几乎是非常遗憾地说。“小说是讲人生的,而人生是说不明白的。我写的人和事,自己也没弄明白。比如写爱情,为什么爱,明白吗?为什么又失恋了,懂吗?怎么吹的?性格?钱?脾气?还是发生了什么波折?爱情到底是什么?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和解释。人对自己也不懂。”
“那人家就问了,你自己不懂,为什么还写呀?”
“我答:我都懂了,还写它干吗?作家就是要写不懂的东西,让大家都懂。我还说,作家最应该写的,就是他不明白的,和读者一起探讨。”
“全知全能是一种写法,探讨的全过程也是一种写法。”
“大家都承认对方,你可以说自己的话,读者也可以自己去评价。”
……
哎哟,难得今天林老高兴,一口气滔滔不绝,讲了这么多埋在他心里的思考。我乘机问:“那您小说的取材,都应该是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还不懂呢?”
“藏猫儿(北京话:“捉迷藏”之意――本文作者注)”，林老应声答道。“小说是一样的。猫儿是小说的意思核心,大家去找,作者自己也去找。主要是人生当中有许多事情不懂,曹禺晚年曾跟人艺的人说,‘人是说不清的,首先我就说不清自己。’文艺、小说,作者为什么要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该走哪条路?为什么?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叫别人那么干?你凭什么指挥人家?谁给你的权力?”
在一旁的章德宁主编插嘴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小说不仅是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是一种困惑?”
林老说:“是呀,就是这个意思。应该承认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解的。比如三个人经过同样的事件,解释就不同,结论完全不一样,当年老舍之死,就有三个人都说是自己第一个发现的。人的记忆有误差。连报告文学解释历史的重大事件,也会有所不同……”
年龄越长,问题越多
在我多年跟林斤澜先生的交往中,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听过他讲话,也有谈到艺术问题的,但从未遇上他像今天这样敞开。类似这样的侃侃而谈,在林老是相当罕见的,后来我才弄清楚,这是因为他对此问题已思索了相当长时间,并且还以此感悟,写了一篇千字小说《天意》。小说大意是说,近年在一家乡间小店,他碰到了一位极为盛情的店老板,执意请他喝酒,原来竟是30多年前听过自己讲课的文学青年。问讲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林老师当年的模样、神气、风度,所以一下子就认出他来。林斤澜就想:为什么该记住的没记住,不该记住的倒记住了?
虽然已经八十有三了,虽然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大病,林斤澜对艺术和人生的执著探索,依然如他一生的坚持,而且步子一点也没有慢下来,他随时随地都在思索……
这种坚持,这份痴心,还曾经救过他――反右那年,他请假在家写小说,没去参加那个著名的鸣放会,因而躲过了一场政治大灾难。也是这种坚持,这份痴心,感动了“上帝”,赐他晚年依然这么思路清晰,反应快捷,创造力不衰,写作水平始终保持在高位。
当然,上帝是虚无缥缈的,林斤澜最终靠的还是他自己。在文坛,人都说“汪曾祺散淡,林斤澜随和”,这随和,不仅是指为人的和气、容人、好相处,还指处事上的仁厚、宽阔、详而周;而对林斤澜来说,艺术上的兼容并蓄、尊重他人的写作路数,更表现出了他的几乎臻于完善的“随和”。有这样一件事:
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蓬勃之时,林斤澜做《北京文学》主编。有一天,一位做医生的业余作者拿来一篇小说,写的什么,非常晦涩难懂,连林老也没看明白。但他感觉到这是一篇好东西,于是第二天早上睡起,脑子清楚时再读,这回读懂了。于是他给那位医生打电话,问她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医生答:“小说就是人感觉的不忠实的记录。”林老喝声彩,又问:“是不是肾上腺反应?”再答:“是。”那时候,谁也还不知道弗洛伊德学说。林斤澜犹豫再三,拿着小说去咨询现代派批评家李陀,结果,连以“先锋”著称的李陀,也拿不定主意该发还是不该发。皮球又踢回林斤澜这里。发吧,前面肯定会有一大堆障碍虎视眈眈地等在那里,什么“读者看不懂”呀、“探索过头”呀,以至“宣扬什么”呀等等,真的是不发最省事,最保险,风平浪静。可是不发,“埋葬”了这篇文章,也就辱没了林斤澜的艺术追求和当编辑的艺术良知。最后,这篇“怪异”的文章还是发了。
林老此举,说明他对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是相当宽容的。只要是好的、新生的、具有创造力的,他就开绿灯。结果呢?就像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种情景,有的人宽容,懂得尊重别人,对人善良,他的人缘就好,朋友就遍天下,多一位朋友就多一条路,他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他的生活也充满快乐。
可是,这似乎还是不能解释林斤澜作品的奇异的独特?
我不禁又想到了林斤澜的思考方式。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在他的谈话中,疑问句的地位极高,常常是问号多于句号,有时甚至多于逗号。就拿刚才的谈话为例,几乎就是一连串问号组成的。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成长,年龄越小,凡事混沌,问题就越多;年龄越长,因循他人和这个世界的约定俗成的道理、规矩、法则就越多,也就越“成熟”,问题就越少,也就越来越少“钻牛犄角”。其结果呢,当然也就越来越少得到属于他自己的发现,走了常人之路。
可是林斤澜却真的是“永远的老顽童”,永远不愿接受“常理”,永远处于疑问性思考之中。因而,他得出了许多有悖于常理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他曾说,写小说要“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乍听起来,似乎像一个谐趣的绕口令,甚至都显得有点“矫情”了。实则深意存焉,其独立思考、与众不同,恰在其中。又如,他曾问:“萝卜地里能不能种白菜?”单是循着他这思路琢磨下去,就可能启发多少种结论,并扩及多少其他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未知的事物,我们弄不懂的东西,实在是无处不在的空气,是浩瀚无涯的银河。不要以为只有科学才负有探知的任务,不是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政治、法律、精神、心理……都是科研,而且也许是更艰难备尝、更难于接近事物本质的学科。在人类漫漫行旅中,探索已进行了几千年几万年,或者准确说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探索还将顽韧地进行下去。林老斤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文化工作者应有的姿态,让我们借鉴,跟上。（本文照片为本报记者宫苏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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