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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连结海峡两岸的纽带(下)

2006-12-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 我有话说

客家人开发并促进了台湾的繁荣

在我国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移中,前三次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南向,明末清季至民初虽也有闽赣西向湘川桂及回归中原者,但更多的则是漳泉厦一带的闽南人东向台澎。

1、客家人是台湾人的主体。在台湾,福建的移民是台湾人口的主体,而闽南移

民又占福建移民总数的97%。从闽入台者主要是客家人,他们的先人从河洛地区南下,其后裔分支又从闽粤外迁,这在不少族谱家乘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台湾《青阳庄氏族谱》,记其入闽始祖为庄森公,“唐光启间,始祖森公,王潮之甥也,偕入闽,择居于永春桃源里美政乡,地名蓬莱。”《桃源庄氏族谱・庄氏追远序》云,今惠安县山腰庄氏,其始祖亦为庄森公,自光州固始入闽,居永春县桃源里蓬莱山,其后世分支分别迁至晋江、惠安、同安、莆田、安溪以至粤、台各地。台湾姓氏中人口最多的林氏也是启光年间随王审知入闽的。《侯官乡土志》记其开基祖“唐林穆,光启初由固始随王来闽”。《台湾通志》中有《台北县虎丘林氏族谱》称,“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仕客,于光启乙巳迁福建永春桃源大杉林保”。台湾《陈氏大宗谱福清陈氏宗谱》称其开基祖来自固始,至三世祖迁至长乐之江田。台北县木栅乡《安平高氏族谱》称其入闽始祖为固始人高钢,唐末避黄巢之乱挈眷居闽侯县凤岗。台北县汐止镇《蓬岛郭氏家谱》尊固始人郭嵩为入闽始祖。《台湾通志》所载《黄氏族谱》、《东石檗各氏族谱》、《闽杭黄氏族谱》、《虎丘义山黄氏世谱》以及《金敦黄氏族谱序》,都称其先祖来自光州固始。

台湾姓氏人口学者张绪贤据1978年当地户政事务所统计,绘制了《台湾区各县市分姓人口数统计表》,同时依人数多寡排出了台湾常见的100个姓氏之序。他在1979年出版的《台湾区姓氏堂号考》中说,这前100大姓的人数,占台湾总人口数的96%。

1987年5月,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杜若甫、袁义达首次公布了他们对中国人姓氏分布的研究成果,同时排出前100个人口大姓的顺序。时隔二十年,2006年1月,袁义达又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前100个人口大姓的排序。在两次排序中,前10名的姓氏没有变化。

台湾学者陆炳文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拿台湾地区的100大姓和全中国第一次排出的前100个大姓两相比对,有77个完全相同,尤其前10姓,有8个相同。与全中国第二次100大姓排序相比对,相同的有74个,前10姓中,仍是8个相同。“显而易见,不论任何地方,人口集中于大姓的态势均至为突出,这也说明,各前100名大姓代表性很强,台湾如此,大陆亦如此。”陆先生在其1982年出版的《从中国姓氏源流谈台湾大陆一体关系》一书中指出:李、王、张、刘在中国北方较多,而陈、黄、林、吴在南方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一特点,证明台湾同胞无不来自大陆,特别是原籍多在华南的闽、粤两地,祖籍则多远达中原一带。”

2、开台圣王颜思齐。在较早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中,颜思齐(1589-1625)是最值得一提的先贤。颜思齐字振泉,福建海澄县青礁村(现属厦门海沧区)人。有专家指出,颜思齐之先祖很可能就是颜之推九世祖、永嘉南渡时的颜含。思齐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他明书知礼,疾恶如仇。明万历四十年,因其家遭官宦欺辱,一怒之下,他杀掉了仇人之仆后,逃亡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通过各种渠道经商,逐渐积蓄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仍血气方刚,天启四年(1624)因参与武装反抗德川幕府,受到日本政府的搜捕围击。情急之下,他义无反顾地率众乘着十三艘船只出逃海上,历尽惊涛骇浪,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台湾的笨港(今台湾北港)。

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笨港,颜思齐与众人一起不避寒暑,劈荆开土,广为垦植,与此同时,选择有利地势,构筑寮寨,操练演武。他认为,只有人众才能势炽,只有势炽才能实雄。他高瞻远瞩,谋虑深远,在刚刚站住脚跟之后,就多次派人到漳州、泉州等地招募人众,前后组织3000余人移居到台。颜思齐是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台湾进行开发的第一人。颜思齐很注意与土著人和睦相处,属下凡与土著人发生冲突,他都要亲自处理,予以适当安抚或保护。连横著《台湾通史》,在为台湾历史人物所立传中,列颜思齐为首,是非常允当的。

颜思齐开发台湾实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功高盖世,因而至今人们对他怀念不已。人们不仅称其为“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开山祖颜思齐”“开台第一人颜思齐”,而且还尊其为“开台王”、“开台圣王”。

3、郑、施时期台湾完成了与内地一致的社会构建

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也以武力入侵。近四十年的殖民统治,大量的台湾财富被西方掠夺。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领数万水军,自厦门港出发,途经澎湖,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成功登陆。在武器装备不及殖民者的情况下,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迫使荷兰总督于康熙元年(1662)二月一日宣布投降。为巩固在台的胜利,郑成功一方面在各地建立行政机构,委派官员,一方面组织发展生产,安置将士及其眷属实行屯田。不久,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嗣位,继续推行稳定台湾的政策。史载,明郑政权期间,从大陆到台的汉人(包括官、军及眷属)有八、九万氏之众,加上原有汉族居民,汉人已有15万之多,基本上与原住民数量相当。由于劳动力的增多,当时西部沿海平原大多得到开垦,可耕面积比荷占时期扩大了一倍,农民开始使用耕牛,并大面积地种植稻米和甘蔗。同时,村社开始有了社学,不少原住民的子女也受到了文化教育,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发展。

但由于郑氏政权不拥戴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帝国派大将施琅率军入台攻灭了郑氏政权。施琅深知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他一方面推行清政府的治台方略,一方面强化军事训练,并积极建议在台湾驻守足够的兵力,以防御西方殖民者卷土重来。施琅复台治台有功,被清廷封为靖海侯。之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在台南设置了台湾府,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改为行省。清政府统一台湾二百多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又有更多的人渡海移居,至日本侵占台湾(1895)前夕,台湾汉民族人口已经超过了200万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正统的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普及与发展,如当时除遍及各地的普通学校外,有属中等教育的书院37所,从大陆到台在各级学校任教授、教谕、训导的人员超过了300人。经闽粤而入台的河洛语言、礼俗、习俗也更加民众化。至此,台湾与内地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构建基本一致了起来。

闽台传统文化与河洛文化同根同系

明乎中原人南迁入闽粤赣而衍生客家民系、客家人又披荆斩棘开发台湾、澎湖诸岛这一关系,便可明了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之亲缘关系。

1、人际上的血缘、族缘关系。据前些年统计,福建省人口有汉族人295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万人,加上客家人500多万人和河南其他地区的入闽人口,河南籍后裔已占福建人口一半以上。在台湾,汉族人占83%左右,其中,80%是闽南客家移民,约1200多万人,20%是祖籍广东的客家人,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河洛郎”。

姓氏兴于原始社会与夏商。周朝实行分封制,有同姓(姬)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贵族子弟都被分封到中原及江、汉、淮、泗流域各地,形成了无数或以国名、或以邑名的姓氏,从而使中原地区成为姓氏之源。目前,全国排位在前100个大姓中,源于河南的有73个。如前所述,台湾除了陈、林、黄、蔡、郑等大姓外,其他一些姓氏,始祖也多来自河洛地区。闽、台地区民间非常重视修建祠堂,续修族谱且讲究郡望。由于根在河洛,在其所修宗谱中,郡望、堂号全以河洛原郡、县之名为宗,如颍川郡、荥阳郡、弘农郡、陈留郡、颍川堂、弘农堂等,这既是对河洛血脉衍派的追思,也是对入闽移台开基先人的历史认同。由于台湾除少数原住民之外,绝大多数是由大陆迁移而来,因而《台湾省通志・礼俗篇》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亦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可见绝大多数的台湾居民,其祖先是从河洛南迁闽粤,然后渡海来台,因此早年台湾人习惯自称‘河洛人(郎)。”因此,这种源自血脉、宗族的亲情之缘,紧紧地把祖国大陆与台湾连在了一起。

2、闽、台方言同属河洛语系。历史上,河洛地区长期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我国八大古都中,四个位于中原,且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历史最为悠久。由于河洛地处天下之中,又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中原话曾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通行,是正统的“普通话”,从先秦至明清,诗词歌赋以中原音韵为准。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曾著《中原音韵》以规范词赋格律。清季以降,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中原音韵渐次不被使用,以至许多古音韵完全消失。语言是民族或族系的基本特征。客家人十分珍视自己的语言,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民谚流传。由于闽、台客家人多居山区,交通不便,与外交往甚少且聚族而居等原因,从而使得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保留着很多入声字的读音等,因而被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和中原音韵的“活化石”。用今天客家语和流行的台湾话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宋诗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和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客家话保存了中原音韵之故。台湾学者黄敬安专门从《诗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与闽、台方言音、义相同或相近例子,分类列为131个条目,著成《闽南方音证经举例》一书,有力地证明了先秦、两汉古音韵在客家语中的确凿存在。客家方言中至今还大量保留、使用中原方言的例子更多,如,称妻子为“老婆”,称老太太为“老妈儿”,称儿媳妇为“大姐”,称太阳为“日头”,称开水为“滚水”,店铺称雇员为“伙计”,称学徒为“小伙计”等。同时,在台湾日常语中,一些古汉语的词汇仍具活力,还在使用的如:“永日”、“才调”、“响也”、“颟顸”、“会当”、“会须”等,因而闽、台人很自豪地称他们所讲的话为“河洛话”,是标准的古汉语。

3、闽、台习俗源自河洛古风。民俗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民族或民系区别于其他民族、民系的基本标志。客家人久居东南,在与当地土著(古越后裔和畲、瑶族)相互影响中产生的客家文化虽因所居地理区位的不同而有所异,但其民间风俗及大众信仰之主流,所传承的仍是中原的古朴之风。如:在婚俗上,从议婚、订亲到迎娶,其程序和各种礼仪,闽、台与中原一样,既郑重其事,又有相同的繁文缛节;在丧俗上,闽、台与中原一样,厚葬的理念根深蒂固,重视落叶归根,主张入土为安,讲究各种祭祀敬拜仪式;在岁时节令方面,闽、台地区的节庆虽然很多,但与中原一样,最为人所重的是春节,不仅要家人团聚,最好是几代同堂欢聚;其次是中秋和清明,赏月吃月饼、扫墓祭祖是基本活动。此外就是元宵节、端午节、冬至和过小年。

4、闽、台民间信仰诉求与河洛相同。由于河洛文化在闽、台的传播主要方式以移民扩散为主要渠道,因而闽、台民间信仰诉求的多鬼神论深深地刻印着河洛农耕文化的烙痕。农耕文化中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源于弱质农业受制于各种自然灾害,因而农耕者渴望神的呵护与保佑。他们认为,除老天爷主宰万物之外,生产、生活中有多少需要,就会有多少神灵,如水神、火神、山神、土地神、灶神、财神以及马王爷、牛王爷、药王爷、阎王爷、送子娘娘等,也便应运而生,成了人们生老病死、腾达穷困的决定者或守护神,被供奉在庙堂之中,享受香火的祭祀。《八闽通志・祠庙》所载,八闽大地有民间神祗119种。台湾仅天上圣母宫就有510座。河洛地区的泛鬼神论在这里由客家人传承了下来,从而形成了民间的“淫祀”现象。闽、台民间除敬奉上述各种神灵之外,由于海洋文化及商业的影响,还敬祀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也完全是从生产、生活的利害出发而为之,与传统的河洛民风一脉相承。

简言之,千百年来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灿烂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及闽台文化,同根同系,不仅始终是维系世界华人、华侨的强大精神文化纽带,也是实现民族团结、两岸统一的认同基础,大力扬河洛文化精神,对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执笔:扬海中)
(本文上篇见12月21日11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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