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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明年1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明清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商鸿逵(1907―1983年)先生诞辰100周年。商鸿逵,字子上,河北清苑县人;早年师从刘半农先生习文学,后又师从孟森先生治明清史。商先生文史兼通,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著述繁富,代表作有《赛金花本事》、《明清史论著合集》等。商先生作为中国新史学开端后的第二代学人,与郑天挺、邓广铭、谢国桢、谭其骧、张政?、单士元等著名学者一起,为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商先生一生经历了从传统史观和资产阶级史观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变的艰难历程,其学术人生、道德文章,对今人颇多启迪。在商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特刊发一组文章,以表达对商先生的缅怀与纪念。
商鸿逵（左二）与孟森（左三）及吴丰培、张鸿祥、单士元等师友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
略谈商鸿逵先生史学论著的特色
何龄修
先师商鸿逵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第二代清史学家(即活跃在清史学的重大转型期――近代清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改造阶段的学者)。他自上世纪30年代师从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开始,继承老师衣钵,从事明清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使研究向更深广的层次发展。他的史学论著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一方面继承孟森先生尊重史实的优良治史传统,避空戒虚,去伪求真,力图建立充分、可靠的史实基础;另一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进行分析、概括,探索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尤其关注明清历史上的重要和关键问题。《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充分反映出第二代清史学家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学术风格。
传统的史学著作,历来都预设立场,视山海关战役参战一方的大顺农民军为“流贼”,《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则不同,客观地考察了山海关战役全过程,在全面精研各种记载后,将此役确定为“关系着大顺政权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此农民军由盛转衰,未能重振”。但是,清初官私著作有关此役的记载大多偏私失实,主要是渲染李自成兵多,造成此役是清军以少胜多之战的假象,以夸张其英勇善战。而有的私家著作则为吴三桂勾引清人的罪行开脱,把打败李自成归结为吴三桂力战的缘故。商先生依据参战各方战前活动情况和军事实力对比,发现被清官书夸大为20余万的农民军东征兵力总数不过六万,而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加上吴三桂部,总共有“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农民军的败北,除数量劣势外,更在于李自成集团产生轻敌麻痹思想,指望用招抚瓦解敌军,对清、吴勾结缺乏准备。具体表现为,东征时仍携与吴有亲谊的明降臣张若麒同行,并先后用降将唐通、白广恩守关,守关失败后仍试图以犒赏笼络吴三桂。在这方面,先生尤其敏锐地发现一个关键的时间差:京师距山海关约700里,农民军东征从京师缓慢赴关,费时八天,而多尔衮得吴三桂投降信,即下令改道直奔关门,倍道而进,一昼夜行200里,使农民军失去先期抵关夺关的胜敌良机。这是完全符合战争规律的创见。倘不是这样贻误时机,农民军就可能使清、吴勾结来不及完成,甚至一举消灭孤立无援的吴军,将清军阻挡在关门之外。先生又重点考察了四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全部战况,指出农民军连日取胜,如非清人参战则必大胜,并揭示了天气对战事的影响,一片石之战说明李自成第一天即已知清人参战,农民军最后并非一败涂地等要点。先生主要利用当地方志、随清军同行的朝鲜人著作、当时档案等,对比清官私著作,揭出真相,在这方面留下了如何辨别和使用史料进行研究的启示。
《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旨在探讨这一斗争究竟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的问题,这在旧史学中是不曾发生过的问题,但无疑深化了对这一斗争和产生这一斗争的社会特征的认识。文章做了多角度的审视。从起因说,是清朝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抗清斗争;从参加者说,是“全民抗清”,农民军也进行了战略大调整和改变,从反明转为联明抗清;又从几点突出事实作进一步分析,说明官民形成联合战线,人民组成抗清武装,知识分子也加入抗清队伍,农民军拥戴明朝宗室,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州以表尊明正统的抗清决心,从而有力地论证了斗争反映的民族矛盾性质。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我通过学习以上两文,深感先生留下的著作,是丰富的有价值的史学遗产。先生生前对发展明清史研究抱有热烈期望,曾为粉碎“四人帮”后明清史研究的良好形势欢呼,著文呼吁“全面地展开研究工作”、“积极地印行图书资料”、“大力地编辑工具书”,并且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撰写论著,带头编纂《清会要》、《清代笔记资料类纂》,为后辈树立了推进史学事业的榜样。2007年1月是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在深深缅怀和隆重纪念先生的时候,首先要认真研究和学习他的著作,为明清史研究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篇文章引出的追忆
郭松义
吾师商鸿逵先生的《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一文,发表于1957年,那时我还是北大一个不太懂事的学生。记得此前,我和同学陈高华利用暑假,就一本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写了篇书评,其中涉及对清初史事的一些看法。因为没有把握,两人特地跑到先生家里,请求指导。就在这次交谈中,先生提到他写的一篇有关清康熙、雍正间经济恢复、发展的文章即将杀青,也是要讨论问题的。大概过了半年多,先生的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上。很快我在先生处得到该文的抽印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先生说:“我感到近年来历史学者论述清初史事,有一个偏向,即多着重看其入关后对社会经济破坏的一面,对恢复和成就的一面则颇为忽视,即使提到也是估计不足。”我这才知道,先生讨论问题是想给清初这段历史以公允的评价,是有感而发。而通观全文,除开头点题外,均为正面论述,绝无凌人之处,而且注重史实考订,叙事力求平实。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此前我们去请教先生的那篇文章,除了史料校勘部分以外,论证显然颇为单薄,却多了些盛气。我想这除了老师和学生间学问的差距之外,学会谦逊、用摆事实的方式去讨论问题,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似乎更加重要。这件事使我铭感甚深,以致几十年后,还会时时记起。
在先生的论著中,多数是围绕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展开的,较少涉及经济史领域,但这篇《略论》是谈经济的文章,刊出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文章是从政策入手来讨论康熙、雍正时期全国经济恢复、巩固的过程。在康熙时期,先生谈了垦荒和整顿田赋制度、治河以及实行节约和蠲免。其实有的政策,譬如垦荒,早在顺治年间已相当完备且推行不遗余力,而效果不明显。康熙时候的政策,不过是在承袭前朝的基础上稍作调整而已,但成效却很显著。考究缘故就在于推行政策的环境和朝廷急于从垦荒中得到赋课的心态不同。前者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加剧民族矛盾的错误手段,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对南明的军事行动长期无法结束,社会秩序亦无法稳定。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很难安心耕作,垦荒当然难达期望。其他像赋税、河治等等,也无不如此。先生确认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为清朝经济恢复的一个大转折点,并引陆陇其的话说:自此“海内始有起色”。原因在于从清军入关起,直到此时,内地的战乱局面才告结束,可以比较从容地修治破坏,做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了。这既是统治者显示宽大、巩固政权所必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百姓要求安定生活的愿望。上下意愿吻合,加之社会趋向的平稳,使该政策很快产生出其效果,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经济恢复告一段落。接着在康熙的后11年和雍正一代,统治者又采取措施以巩固成效,其中以并地丁和定火耗影响最大。如通过并丁税于田赋,使无地民众永免役银,于是,长相沿袭的人丁编审停止了,厮守本土的栅栏被打破,有利于百姓的迁徙流动,同时也加速了商业、运输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为乾隆时经济的全面扩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边疆的巩固和文化事业的发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基于以上论证,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清初经济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才恢复,而是由恢复到巩固只经过半个世纪,更由此转到最盛,以此成就达成了它的‘百年之治’。”
在《略论》中,先生还肯定了两个人,即康熙和雍正。对于这两个皇帝,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学术界也不都是看好的。从此后不久刘大年先生在《历史研究》刊发《论康熙》一文后引发的一场不同意见的大讨论,便可了解其端倪了。
在纪念商师诞辰百年之际,选择介绍先生几十年前的这篇文章,是因为笔者曾经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学术氛围,以及《略论》发表后,对一个尚未踏进学术门槛、已有浮躁气盛之心的我,有过自省的激荡;再就是《略论》的学术价值,尽管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今天已不算稀奇,当时却颇为领先。一个学术问题,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得到大家的认可,并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这就是贡献。在当前,无论是清史研究或清代经济史研究,较之5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学术是需要积累的,包括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当我们庆幸自己的成就时,千万不要忘记前辈们艰辛探索所作的付出。因为正是有像先生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清史研究才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迈进,这也是今天我们深怀虔诚之心纪念先生的原因。
回忆商先生二三事
李世愉
商先生是我的业师,更是我治学、做人的楷模。有几件小事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认真,绝不允许因草率而出错。”有一次,我写的一篇习作中将清世宗胤?的“?”字误作“祯”。先生看后,严肃地说:“这个字怎么搞错了?为什么不认真核对?”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在先生面前丢了脸。先生见我有些不知所措,又开玩笑地缓解一下紧张气氛:“四阿哥变成十四阿哥了,赶快改过来吧。”接着,先生又对我讲起他当年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因为粗心大意而犯的一个错误:将嘉庆朝的事记在了乾隆朝。因为乾隆帝在位60年,刚好一周甲,因此,乾隆各年的干支与嘉庆相应各年的干支是一样的。先生当年正是由于一时的疏忽,造成了错误。随后,先生对我说:“当时胡适先生把我好一通骂呀!”几十年过去了,先生仍将此事铭记在心。20多年了,我一直记着先生谈及此事时的严肃表情,他是在自责,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尽管先生对我的错没有“好一通骂”,但对我的震动确实不小。
先生知识渊博,往往是有问必答。但如果真有他不了解的内容,他绝不会随便应付,不懂装懂。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在看文献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土舍”一词,使用情况极为繁杂,用法各不相同。于是向先生请教:“土舍”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准确把握它的内涵?先生说:“土司问题我没有研究,这个词我也说不清楚。你可以去请教王钟翰先生,王先生写过一篇雍正朝改土归流的文章。”并鼓励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尽管我没能从先生那里得到答案,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数年后,我终于写成了《土舍考》一文。
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先生正是如此。1980年,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辑《清史资料》第三辑时,准备刊出谢国祯先生所藏旧抄本《银谱》,那是乾隆初年宁寿堂使用的鉴定银子成色的一本手册。因为该书颇多俗字、行话,
艰涩难解,难以找到合适的标点者,因此,编辑者便请商先生标点。我在先生家见到那个抄本,对其中大量的专业术语根本看不懂。我想,也只有先生可以承担这一工作。其实,先生也有一些不了解或拿不准的地方。有一天,先生把我叫去,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抄了书中的七八个术语,如“边枯”、“马牙”、“麻布森”等,对我说:“听说令堂在银行工作,烦劳向银行的专家请教,这几个词作何解。”后经家母询问当年负责金银兑换的退休老人,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有两三个词不得其解。当我把材料交给先生时,先生一再表示:“一定请令堂转达我对银行老同志的感谢!”在《清史资料》出版时,先生特别写了一段“标点后记”,其中说到:“谱中所用鉴定术语颇多,曾向此业当行老手领教。以古今用语不同,且已无此货色,难于尽作明确解说。”
先生处世,一向淡泊名利。先生成名很早,但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初已任中法大学教授的他,到北大后一直是副教授,直到我们考上他的研究生。对于生活历程中的诸多坎坷,先生都能坦然面对,且从不计较什么名份、地位。与先生同时期的人早已是教授了,先生与他们在一起时没有一点点的不自在,照样是谈笑风生。想想先生当年70岁的高龄,仍顶着“副教授”的头衔,我看不出他哪怕有一点点的羞涩与不满。1980年,北京旅游系统组织了一个四五百人的报告会,请先生去讲明清史中的一些基本知识,并事先提出了几十个具体问题。因为报告地点在宣武门的越秀大饭店,离北大较远,因此,师母让我陪先生一起去,路上好有个照应。进场后,先生被请上主席台,我坐在台下的第一排。报告开始前,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商鸿逵先生为我们作报告,大家欢迎!”当听到“副教授”三个字时,我感觉很不自在,有点坐不住了,可先生还是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先生说:“主持人太不懂事了,说教授有什么不行,还把‘副’字念得那么重。我听了直冒汗。”先生笑了笑说:“你这是怎么啦?副教授就是副教授,去掉‘副’字就舒服啦?我都没什么,你冒什么汗?”想到先生在台上侃侃而谈,两个小时生动风趣的演讲,报告结束后的热烈掌声,以及会后诸多人的尾随请教,我不由得对先生产生由衷的敬佩。同时也为自己的言行感到惭愧,古语云:“不矜贵,何羡名。”先生正是如此。
由文入史――我的父亲商鸿逵教授的治学历程
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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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鸿逵先生手迹 |
父亲于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他的第一位导师是刘半农(复)先生。半农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健将,不仅长于新旧体诗歌、杂文,且长于文学史及语言文字音韵诸学,今天我们用以区别性别人称的“她”字,便是半农先生的发明。跟随这样一位大师学习,对于父亲生平学术影响甚大。他晚年忆及此事,曾道:“刘先生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期最早、最亲近的老师。我的粗通翰墨,略解文艺,就是经他指导传授和熏陶影响的。”
父亲随半农先生习文学的代表之作,便是那本众说纷纭的《赛金花本事》。但是自我有记忆以后,我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于曾经的那一段文学生涯,他几乎从不提及。只记得他说过,由文转史之初,曾有过将嘉庆年干支误作乾隆年干支之事。我想这或许便是刺激他决心弃文的原因,不然又怎么会到老还耿耿于怀呢。但到整理父亲旧作之时,我才发现,他其实早已是文史兼治的了。
且不说《赛金花本事》其实也应算得上是一本口述史之作,即于1934年该书出版前二年,父亲已先后发表《清初的理学界》、《梅文鼎年谱》及《校〈桃花扇传奇〉》等文章,多为兼治文史之作。他同时也还为林语堂先生主办的《宇宙风》杂志撰写《这一年》、《猫苑抄》之类的小品文。那时候,父亲的学术主业还是文学。他真正弃文从史是在半农先生殁后。
半农先生去世于1934年,父亲始转从孟心史先生研习明清史。同年冬,《赛金花本事》出版。次年春,父亲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从此,承先师遗志而成其未竟,成为父亲一生治学的风格。是年,父亲仅28岁,但他作《本事》、编文集,均是为发扬先师的学术。待到心史先生去世后,父亲除整理出版心史先生《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外,还承心史先生之志,续编完成《明元清系通纪》自万历至崇祯部分,文稿交中华书局付印时,惜逢“文革”之乱遗失,竟成学界之憾。重学术的传承,乃是中国学术延续发展的精髓,父亲的所为,得到学界的称道。
忆父亲由文转史之过程,《赛金花本事》成书或有不可没之力。这部口述史始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约半世纪,所涉时政大事亦多,颇能展现清末的历史侧面。不过时年未立的父亲可能并未想到这些,他撰写《赛金花本事》大约只是为成先师的事业,并为自己文学生涯杀尾而作吧。父亲于次年即发表《清代著作要籍年表》、《颜元传》,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严肃治史的学术生涯。从那时算起,到父亲去世,大约又经历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史学生涯,父亲渐渐远离了文学,但我们今日观其治学的风格时,往往仍会从中看到那位文学青年的影子。
父亲去世前一年,应《清史论丛》约稿,撰写了一篇题为《清孝庄文皇后小记》的短文。这篇只有3000余字的小文,首次指出了孝庄皇后在清初政治中的作用,因而被《清史论丛》主编称之为“最有分量的文章”。同年父亲还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这篇颇有点脱离史学研究传统的文章,是对清初的孝庄与清末的慈禧的比较研究,父亲将自己的情感深深注入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从此孝庄才不仅是那位“太后下嫁”史案的主角,而成为令人称道的清初杰出的女性政治家。父亲在那篇《小记》最后写道:“1979年夏初游览东陵,听介绍陵园故事,讲到‘昭西陵’时,言语间带出一种轻蔑讥讽的口气,这是不对的。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就当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过誉,也不苛求。对于功过是非,务须从大处着眼,作出公允的评价。至于以汉族统治阶级一己的伦常观念来作评量,尤为不可。”严肃的史学眼光中,隐然显出了一点文学的激情。也许正是这种文史的兼融,才使父亲的学术生活从赛金花的小传开始,而于孝庄的重新评价结束。
父亲去世前几日,半农先生之子忽自徐州来访,谈起编辑半农先生文集的事情,请父亲为之作序,父亲慷慨应诺。这件事唤起了父亲50年前的那段记忆,他非常愿意能再为半农先生做一点事情,只可惜因他匆匆离去而未果。
从文学走来,终于史学而去,这便是父亲的学术人生。
我因此想,倘若父亲真的在天有灵,他会去找寻半农先生,还是去找寻心史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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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鸿逵先生部分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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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谨严笃实求新
徐凯
1932年9月,年方25岁的商先生考上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当年10月和11月,他便在《中法大学月刊》先后发表《梅文鼎年谱》、《清初的理学界》,在学界崭露头角。尔后,先生每年均有论文问世,得到所内导师和同学的赞许。先生授业于刘半农、孟森两位国学大师,先文后史,被学人誉为“孟门高弟”。先生治明清史领域宽阔,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建树颇多,而道德文章,尤为士林推重。
几十年来,先生继承了孟森先生的治学传统,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治史的特点之一,是注重翔实而全面地占有资料,关注新史料,从事实出发,撰写具有见地的论著,不发空论。先生精读专业主要典籍,博涉群书,做到眼勤手勤,笔录不辍。例如,明清史的基本文献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前者他通读了两遍,后者通检了三回,用毛笔抄下大量的史料,并将蝇头小楷节录的资料分成专题,别立“卷宗”成档。先生昼夜披览典籍,用功甚勤,以至读《明实录》时竟累得晕了过去。他晚年厚积薄发,论著迭出,多受益于此。从原始典籍入手,广积第一手的新史料,开展史学研究,这也是先生治学几十年如一日身躬力行的。他常用孟森先生的话教导学生:“文章一定要写得扎实坚硬,扔在地上能打个坑,不能来一股风一吹就跑了,轻飘飘的。扎实就要有翔实的资料。”
辨正史实为其论证服务,不迷信成说,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是先生治史的特点之二。先生身受传统史学的熏陶,深谙旧史学之方法。他善于史料真伪的考证,又不拘泥于旧史学繁琐的纯考据,主旨在于证明研究的结论,阐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300年来,清代官私记载多言“山海关之战”清军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是“以少胜多”的战例。先生对整个战役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实,排比大量明清之际的史料,完成了《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一文,指出李自成军队的数量劣于吴三桂、多尔衮的联军。如若清军不参战,李自成不会败走,农民军战败反映出其思想的麻痹。该文揭开这一历史遗案的真相,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郑天挺先生评述说:该文“搜集不少资料,相互比证,得出正确结论,又不限于考证。”谢国桢先生评论道:“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加以新的论断。”这两段评语是对先生这一治学特征的恰如其分的概括。
学风谨严、践履笃实、谦虚谨慎、提携后学,这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他经常告诫学生说:“作学问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不下大功夫是不成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从没有捷径可走。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实至名归。”先生每写成一篇论文,都要反复推敲,考订史实,字斟句酌,从不轻易刊布。1980年底,他为一家刊物撰写一篇题为《论康熙争取台湾及其善后措施》的论文。文章面世后,题目中“争取”一词被改成“收复”。先生见后颇不悦,强调“争取”二字是经我反复斟酌才定的,康熙帝和郑家都是中国人,而康熙的政策是争取平稳解决台湾问题,用“争取”比“收复”更贴切!《康熙对北疆的经营兼论噶尔丹的评价》文稿草成后,因学界对噶尔丹评价不一,先生特意倾听蒙古族专家的意见,作为参考。他对史料的运用十分审慎,为了核实一条资料,多次往返图书馆。如为北京日报所写的《康熙与南苑》一类较通俗的文章,其中所引的御制诗文,也都核对无误,方交付梓。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师从先生,并兼任其助手,最初发表的几篇拙文,均经先生悉心点拨和详细批改,并一一核对征引的文献。对史料出现的脱文衍字,先生总是和蔼认真地说:“作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一丝不苟”,“这样才能与海内胜流相角逐”。无论是学生,还是陌生人扣门求教,先生都耐心细致地解答,直到客人满意而归。
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教泽广被,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家中办起了每周一次的明清史专题研讨会,师生报告研究课题,切磋学术,点评指导。他风趣地说:“我们这是‘宏道馆’,要练就一身治学的本领,每个人出来都像个样子!”为了帮助本科高年级同学提高学习断代史的能力,先生发表《清史研究初步》一文,深入浅出,学生受益颇多。先生时常关注明清史的学科建设与国际学界前沿动向,得知外国人说“满学”中心不在中国时,他很气愤,说:“满文的发祥地在中国,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满学中心!”先生积极推荐青年教师、研究生去校外参加满文班学习。之后,自己出资,又在家中举办教师满文学习班,鼓励大家学好满文,利用满文档案,拓宽清史研究领域。在推动清代制度史研究上,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79年至1982年,他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倡导编纂《清会要》,发凡起例,开辟先河,为海内外学界同仁所瞩目。对编写大型《清史》规划,先生也积极地进言献策,倾注了不少精力。他写出专文,就《清史》编写体例、内容、文字、编纂人员等七个问题进行论证,得到大家的称许。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