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家群体中，有两种创作类型，显示了完全不同的创作美感。一类是精工细作、点画规矩的书家，他们创作的结果是美形，具有很完整的效果，经得起笔画结构上的挑剔。而另一类则相反，率性而为，不拘小节，点
法则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如何应用法则？
有的书法家唯法则是遵，以此作为艺术创作之指南，不越雷池一步，每一笔言说出处，有时性起，发乎情又要止乎礼仪，则处处放不开手脚。但是遵守法则，能获得最普遍的认可，似乎也可成为常理。
明代的“阁体”就是恪守规矩之体，工整、均衡、色匀，就是看不见书写者的性情。明代的吴宽、沈周、唐寅、文征明，也是守规矩的书家，他们超越了“阁体”的刻板，有艺术性，也有性情徐徐流露，这样持中之作，被人普遍接受。
与之不同的是率性而起。性情于前，规矩于后，或规矩旁落。这样的创作使人毫无顾忌，全然一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势头，直到过足了瘾，兴尽而止。譬如明人徐渭，创作中有一种叛逆色彩，笔下主张与人不同。人说学艺贵有门庭，但他认为应该：“师心横纵，不傍门户”，观其作品也难以确切师法走向。学艺又需法帖引路，他仍认为：“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尽管口气如此强硬，不师法前人而成功，绝无可能。只能认为，徐渭以自己的性情去广泛地观察、杂糅、交融，一直置法则于性情的控制之下，不做规矩的奴仆。
有一首题画诗，徐渭表示：“我亦狂涂竹，翻飞水墨梢。不能将石绿，细写鹦鹉毛”，的确，他的性情适于大笔泼墨，而不适于细微描绘。
于是徐渭的率性之作展示了一幅野犷的图景：点画披纷散乱，形态如卷席，章法狼藉破损，精神狂放乖张，令人惊心动魄。同时代的陈宪章，束茅为笔，草莽气象中生辣火爆，气吞万里如虎；倪元璐风骨凌厉，韵味苦涩，结体右角高抬，似大厦将倾，用墨苍拙，烈性溢出。他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性情越过了规矩，它的价值何在？
率性而为，性情为其首要，自然地产生、勃发，毫无造作刻意，忸怩犹豫，真实地袒露出心灵的走向。挥洒笔墨，个人痛快，因为情绪的不平、郁闷冲刷一空，是真情、纯情，而非虚情、矫情。打动人的正是这种至真的情怀。凡事难以两全，性情抒发了，大处澎湃，小处失败，这是不可掩盖的瑕疵，也是对于规矩的破坏。
能不能像张旭、怀素那般狂放又笔迹精美？对比之余，感到唐人狂草在性情、规矩上的两全其美。而不能两全时，取性情而略技法吧。
技法是性情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制约性情。清人王夫之称：“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即批评人为规矩所累，守法而困情。南朝范晔表示：“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当规矩随书法艺术的进展愈来愈密集时，书法家被笼罩着。那么，违背一点规矩，得率性而为之乐，也是很有美学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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