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这层道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心领神会,因此,“举贤任能”的口号代代相袭。然而,大千世界,千人千面,最理想的人才自然是资兼文武,德才兼备,道德文章,均臻一流,既有为人楷模之德,又不乏
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可谓是历史上德薄才高的一个典型人物。
说起吴起的德操,委实让人无法恭维。此人从青少年时代起,便抱着强烈的功利主义,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扬名天下,为此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最残忍、最无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向上爬攀、为官作宰的目的。
为了平步青云,吴起不惜花费千金,破家游历,奔走于列国之间,自荐于诸侯之前。然而,他的努力一开始处处碰壁,不仅弄得家道破落,而且受到邻里闲人的冷嘲热讽,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说实在的,这本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位吴起却毫无雅量,盛怒之下,竟罔顾法纪,手刃了那帮说三道四的家伙。这些闲人尽管说话刻薄了一些,但毕竟罪不至死。吴起为出一口窝囊气,使30多人喋血利剑,横尸堂前,视人命如草芥,其狠毒实在教人不寒而栗。
如果说,吴起对外人的狠心残忍多少可以理解,那么,他对自己亲人的所作所为则使人懂得了什么叫天良丧尽,什么叫蛇蝎心肠。在家乡卫国犯下命案后,吴起流窜到鲁国,先是在曾子门下研读了一段时间的经典,差一点混成一名大儒,可是他道德上的劣根性却扼杀了这种可能:他母亲在卫国老家忧愤去世,按传统的礼仪规范,吴起这时应该暂时中断学业,回家奔丧,以尽人子的孝道。但是,利欲熏心的吴起却不肯这么做,这种藐视传统道德规范的惊世骇俗之举,再次证明了他的冷血无情。这样的品德,自然无法在讲究纲常伦理的儒家门庭中立足,他与曾子的师生之谊也从此彻底断绝!
被逐出儒家门墙后,吴起转而研读兵书,揣摩韬略,凭着自己的天资,很快在兵学领域有了一定的造诣,颇得鲁国国君的赏识。可是,当齐国军队大举来犯时,鲁穆公却在是否任命吴起为大将统军作战一事上举棋不定。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担心他在作战时回护放过齐军。吴起察知这一内情后,为了得到鲁穆公的信任,一不做,二不休,竟然不惜杀死妻子以表明心迹。他最终依靠这种冷酷血腥的方法赢得了大将的兵符,用妻子的鲜血和头颅圆了自己的升官梦。这就是人神共愤的“杀妻求将”。至此,吴起已经完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成为丧心病狂的嗜血恶魔。长期以来,吴起为许多人厌恶、憎恨,恐怕就是他的品性充满邪恶的成分。
但是,如果撇开道德操守不论,那么,吴起在当时实实在在称得上是第一流的能臣干将。他残杀妻子谋取大将一职后,统帅鲁国军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大破不可一世的齐军。日后,他又辗转来到魏国,在那里前后任职多达27年之久,辅佐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主,治绩突出,战功卓著,“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地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在铁马金戈的洗礼中,吴起作为威震八方的军事统帅名闻遐迩,声誉日隆。
吴起的最后生涯是在楚国度过的。在那里他辅佐楚悼王进行全面的改革,殚精竭虑,雷厉风行,制定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并且在实践中加以坚决贯彻执行。他主持的变法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变法使得楚国的国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头等强国,所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吴起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统帅楚国雄师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重大成就,威震天下。
此外,吴起还在兵学理论的研究与总结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兵圣孙武一样,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兵学名著――《吴子》。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和吴起本人的独到兵学观点,深刻地总结了战国前期丰富的实战经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影响深远的兵学著作,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吴起在鲁、魏、楚等国经国治戎的经历及其成就,在兵学理论建树方面的贡献,足以证明时人有关他“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的评价,乃是实至名归,货真价实,同时也足以说明吴起才智过人,能力超群。这恰好与他龌龊卑劣的品性形成巨大而鲜明的反差。可见,一个人的德与才在很多情况下处于相悖对立的状态。对于历史上高明的统治者来说,最理想的辅佐之才无疑是德才兼备者,但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正确的态度就是
要正视现实,不拘一格任用那些身上不无种种毛病或者不足的人才,“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对其缺陷有清醒的认识,用制度乃至权术控制与制约他们的行为,将其消极的因素及其影响控制消减到最低程度。魏文侯、楚悼王对“贪而好色”的吴起的任用,刘邦对“盗嫂昧金”的陈平的驱使,都是这方面相当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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