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我在代表名单上看见许觉民的名字，原以为可以和他握手言欢，随后发现名字后面有“请假”二字。不久得知，他是被恶疾缠身，我暗中祷祝：觉民兄，愿你早日康复！想不到，几天之内他竟然走了。
他有一个笔名，叫“洁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我认识这个笔名，先于认识他本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国统区写过一些抗日反蒋的诗文。因为年轻，作品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主观上却是努力和人民大众一起，投入争取中国新生的斗争的。不知为什么，我的那些诗作竟在进步文艺界，遭到一阵莫名其妙的严厉的批评。这时，上海《文萃》杂志（1947年第22期）却发表了“洁泯”的文章，题目是《为人民的方向》，明确地为我说了公道话：
“……有人把绿原的诗看作是‘虚无主义’，‘在做法上是走错了路’，言外之意，唯有走民歌之路才是正路，才是现实主义。这种狭仄得可怜的批评观点，忘记了艺术耕耘的种子与成果，不正相同于某些人怀疑大众化的前途，属于同一‘宗派’在作祟么？在这里，要紧的是艺术为什么人服务？他的‘做法’应该理解为他的艺术上的先天的禀赋，不是丢掉这个去换那个这样的容易。因此，科学的批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的，要面对问题不脱离问题，给作家痛苦然而愉快的精神的升华……在另一方面说，‘做法’可以尽管不同，但是方向只要是为人民的方向，是可以‘做法’不同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要求‘做法’相同。假如学习波特莱尔对于自己有用处，那么正如学习民歌并非食而不化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批评的存在，批评不是排挤，而是严格的纠正；不是打击，而是切中时弊；批评的要求不是打诨插科，它带着明睿的智慧，要求从善如流……”
我虽不认识这位“洁泯”，却从他的文章中感到了善意、鼓励与实事求是。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胡风反革命”案件。由于与胡风先生多年的投稿关系，我也被卷入此案，从1955年到1962年被隔离监禁了7年。1962年，我从秦城监狱获释，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当时，这个出版社有正副4位社长：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再一位是许觉民，他是行政副社长，兼管人事工作。
我到出版社的第一天，拿着有关单位的介绍信，走进韦君宜社长的办公室。她神色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只知道报纸上的那一些（指1955年反胡风期间涉及我的一些‘材料’，包括诬称我是‘中美合作所特务’等，但实际上1956年公安部就已调查清楚，我根本不是‘特务’，反而是被特务迫害的对象）。”她接着说：“×××同志要我们为你安排一个工作，我们现在按照党的政策接待你。”随后，她讲了一通出版社的编制和机构情况，并问我有什么工作能力。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她便起身引我到后楼，在楼适夷的办公室，把我交给了他。我开始了边改造、边工作的人生之路，直到“文革”为止。
至于许觉民，因为和他没有直接工作关系，我没有去找过他，但已听人说过，这位副社长没有架子。一天，社里开会传达什么精神，我也得到通知去旁听。进了会议室，我靠边坐下。许觉民当时站在主持会议的讲台位置，竟主动从讲台上朝我走过来，并伸手给我，微笑着说：“绿原同志，欢迎你到出版社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当时，我心里不觉涌起了一股久违的暖流。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许觉民经常和我在一起劳动、学习。一天，一位群众组织负责人指令我和几个随父母来干校锻炼的少年儿童一道儿，去从事一桩比较繁重而危险的任务。我考虑到出了纰漏责任我承担不起，便婉言拒绝。那人当即变脸，嘿然而去。我把这事告诉许觉民，他凭政治经验知道不妙，劝我去主动检讨。我被他的忠告说服，就去找那人轻声说：“我是错误的……”不料那位人把手一挥打断我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对方态度强硬，并且汇报到连部，但连级干部也只是口头批评了我。以后回想起来，我内心很感谢许觉民，是他及时提醒我改变态度，才没有使事态扩大。
设在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1974年底正式结束以前，已有不少人陆续被北京的原单位调回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滞留在咸宁的原有员工，最后只剩下5个人，其中包括楼适夷和我。许觉民大约是
1973年离开干校的，他回原单位好像有某种障碍，后来进了北京图书馆。“文革”结束后，他调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终于恢复了他的本行。1986年他离休后就
以写作为专业了。他出版的作品有多部，报刊上常见到他的新稿。他的文字总是那么清新、感人，他的观点见解在文化界是被重视的。今后我们仍然可以重温他的正规而宽宏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点，可他温和而严肃的声音却再也听不见了。
觉民兄，别了，一路走好！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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