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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移民文化的多元魅力

2007-01-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靖莉 闫永利 我有话说

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出现过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除此之外,小规模的移民更是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移民,给黄河三角洲的文化发

展打上一道浓重的移民文化烙印。

地名铭刻着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

地名虽然是人类认识和借以识别居住环境的符号与标志,但又记录着人类活动的轨迹,蕴涵着邦国兴衰、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等历史信息。黄河三角洲的地名见证了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一是这里的地名既阶段性地集中出现于某一时段,又持续性地分散产生于不同时期。以沾化县为例,该县422个地名中,248个出现于明初,33个出现于1855年,42个出现于1935年,其他分散出现于不同时期。这反映了移民规模的差异性与移民过程的历时性。由于地名产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命名风格也迥然不同。早期的地名多以地形、姓氏、职业等命名,如沙洼、流口、河中、吴家、官庄、崔铺、豆腐李家、火把张家、魏家糖坊等,简便直观。二是黄河三角洲以“屋子”为后缀的地名,反映了移民“赶黄河”的游走式的农耕方式。这类地名多见于黄河口地区,如利津县的小街屋子、利城屋子、汀河屋子、陈庄屋子,沾化县的王明远屋子、平阴屋子、流口屋子、崔家屋子等。由于黄河三角洲伴随着黄河造陆而生成,新淤土地肥沃易耨,却又极易盐碱退化,为适应这种脆弱的生态环境,移民选择了弃旧就新,由远而近逐耕河滩新淤地的生产方式。在近海处搭建的仅在耕作季节临时栖身的简易窝棚,称为“种地屋子”。起初,“种地屋子”星星点点地散落于茫茫荒滩。随着土地盐碱化的推进,前来垦种河滩的移民越来越多,“种地屋子”也愈益增多。若干“种地屋子”连接起来,便形成了村落。三是黄河三角洲由几个姓氏组合而成的地名,如魏福吴、张楼赵、张调杨、冯王庄等,反映了移民分批迁入和村落兼并组合等历史信息。

乡土资料透露出早期移民的间接性

黄河三角洲的早期移民主要指明初移民。明初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移民构成了三角洲移民的主体。当地的谱牒、方志等乡土资料,随处可见明初移民的记载。如广饶县颜集乡苏王村《苏氏家谱》记载:“始祖苏文强于明洪武二年自直隶枣强县迁此立村”;北徐楼村《徐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徐聘由山西洪洞迁来此地立村,取名徐家园子。后因村中建楼房一座,故更名徐家楼”;垦利县郝家乡后缪村《缪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缪中元及其三子缪守自枣强迁此立村”;惠民县胡集镇胡集村《魏氏家谱》记载:“吾祖原籍河北枣强,明洪武时移居武定府东南永安镇”,等等。民国《齐东县乡土志・氏族》在述及当地张、李、王、袁、成等姓氏时,也均有“原籍山西洪洞”或“原籍河北枣强”,“明初迁居”某邑某地的说法。

然而,明初移民史实广泛见诸黄河三角洲的乡土资料,却不见于正史。翻阅典籍,除《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济南府部中提及“(洪武)十三年,阳信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外,在各类官修史书记载的近五十次明初迁民事件中,不见朝廷向黄河三角洲发派移民或当地政府接收移民的记载。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移民途径的间接性。在明初“移民就宽乡”的大潮中,由山西迁入山东的人口,主要集中于鲁西一带。如洪武八年与二十一年的移民派往临清;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与二十五年的移民派往东昌;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的移民同时派往临清与东昌。由于鲁西接受移民的原因为战乱、水灾等突发变故导致的田地空荒。一旦环境改善,土著居民便会重返故地。耕地资源的相对短缺,使不少山西移民选择了土地资源丰富的黄河三角洲作为转迁地。枣强移民转迁黄河三角洲的分两种情况:一是政府由山西向东发派的移民经枣强中转分拨。另一种是由政府派往枣强的移民,因“迁谪人民,田地硗瘠,岁常薄收,所征粮草,输纳尚艰”而外迁,迫于移民不得返归故里的禁律,只好“逃移他乡寄住”。由于移民转迁属自发行为,不似政府移民那样声势浩大,因而不被官方注意,修史时也无人提及。因此便产生了“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的现象。

移民涵盖的宽泛性孕育了文化的多元性

黄河三角洲移民以其持续时间长,涵盖地域广而在中国移民史上极具典型性。在贯穿古今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三角洲移民波及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仅近代的军事移民就涉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内蒙、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四川13个省区。

移民涵盖的宽泛性,孕育了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多元性。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带入黄河三角洲。不同文化之间既互补、认可,又张显着自身的特点。各种文化杂糅融会,生成了兼容并包、一体多元的移民文化。比如语言上,黄河三角洲多种方言混杂。其中,比较大的方言系统有鲁北方言、鲁西方言。鲁北方言通用于土著居民和早期移民之中,鲁西方言主要在近现代的农业移民中使用。节日习俗上,黄河三角洲各地差异较大。同一个村子的居民,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过着相同的节日。就连中华传统节日中最郑重的春节祭祖活动,黄河三角洲各地的祭祖仪式和时间也不一致。在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大致以移民职业与居住区域的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亚文化圈子。而农业移民的观念行为则较多地带有弱势群体的倾向。远离故土、形单影只使他们形成了重家族观念的邻里意识,注重乡邻之情,邻里间宽容和睦,互助友善,鲜见斗殴、争讼之事。

文化的活力在于多元,移民作为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是多元文化的主要源泉。五方杂处的黄河三角洲因多种文化的交汇而展现着多元文化的魅力,为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注入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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