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为加强本报的学术理论特色,解析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拓展理论新闻报道领域,从今天起开设《热点问题专家谈》专栏。 本专栏采取记者与专家对谈形式,报道人文、哲学、社会、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学术理论新进展、新成果,从学术理论和专家学者的视角解读社会热点问题。 |
记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越来越明白,当今城市中的许多问题源于管理的无效率或曰不善。前不久,您主持了“中国内地169个省市管理效率指数”(CMEICN2007)研究项目,从不同侧面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中国城市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管理效率指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对城市管理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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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铸,48岁,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中国经济指数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城市管理、经济指数、结构主义哲学及方法论。作为结构主义思想理论的倡导者,出版了结构主义系列专著《世界经济导论》、《世界贸易导论》等专著,发表《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动态分析》、《中国结构性增长的经济选择》、《中美贸易的非零和博弈》、《人民币汇率改革安全机制与政策设计分析》、《经济增长核心因子、结构与政策研究》等重要论文,主持发布《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ITIRI2006)、《中国200个省市管理效率指数》(CMEICN2007)和《2005-2006年中国经济分析展望报告》(CEAOR2006)。其结构增长理论、服务经济理论已经变为北京的社会实践。(人物素描:郭红松) |
记者:为什么要从经济效率、结构效率、社会效率、人员效率、发展效率、环境效率这六个方面来设计城市管理效率指数?
季铸:指数统计采用四步进行,第一步,录入国家统计局原始数据。第二步,按照规则进行指数计算。第三步,根据不同指标进行指数加权。第四步,根据指标进行加总平均排序。目前,国外除发表城市竞争力报告用于衡量城市竞争能力以外,尚没有相同指数。在我国这是第一个城市管理效率指数。为了保证指数客观、准确,全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按照严格的计算规则和模型进行计算。
指数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管理效率水平普遍偏低,在0-1分制中,管理效率综合指数平均值只有0.3038。其中,有165个城市管理综合效率指数分布在0.2-0.4区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市管理指数水平差异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北京、深圳、上海、珠海、广州、厦门、无锡等排在前几名的城市全部来自东部发达地区。排在最后几位的大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经济结构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数据显示,我国一些城市以服务经济占GDP比重指标衡量的结构效率指数水平普遍偏低,进而导致社会效率和环境效率指数水平低下,影响城市管理的总体水平。盲目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失业增加,资源环境恶化。
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服务经济占GDP比重越高,意味着物质生产效率也越高,社会就业水平越高,资源环境消耗越少,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稳定性也越好。指数显示,北京是我国内地结构效率较高的城市。理论分析和实践证明,一个城市服务产业占GDP比重越高,其就业水平越高,环境状况也越好。
我们也看到,在工业经济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失业增加,资源环境恶化,社会分配失衡,工业化、城市化的狂热和GDP崇拜导致一些城市正在步入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陷阱”。许多城市都面临“前进没有水喝,后退没有GDP”的困境。
记者:您和您的课题组,对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水准,建设国际管理水平的城市,有哪些建议?
季铸:指数提供了一个改进城市管理效率的手段和工具。我们编制这个指数完全是公益性的,希望为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作出努力,这些报告已经送给有关部门和各省市主要领导同志。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管理问题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人员本身的因素。目前,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效率的路径已经十分清晰: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放弃早已过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加速中国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就业、资源环境的改善;二、加强政治体制建设,提升城市管理者水平;三、加强对城市管理者的培养训练和全面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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