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华民族所崇仰的思想境界和德行准则。《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但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无疑成于此前。纵观范仲淹一生，从4岁随母改嫁宦游平江的长山人朱文翰（今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人）
|
|
2、浓厚的儒学氛围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学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宋代更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并将其作为“帝道之纲”。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追封邹平人伏生为乘氏伯，大大鼓舞了伏生故里民众的向学之风。范仲淹随母来到这里之后，继父朱文翰体贴他这位失怙孤儿的心境，送他到当地私塾读书。后来，又送他到县学读书。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15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不久范仲淹又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断粥画齑”的故事，即是此时范仲淹读书生活的生动写照。在广泛涉猎六经的同时，“佛性向善、普渡众生”的佛学教理，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一般人所不同的是，范仲淹读书时总是将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心中时刻萦绕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并且立志将来要改变这种现状，以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一时期的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理性思考或许还不十分清晰，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已经十分强烈了。所以，当他5年后登第出仕，便立即把全部身心放在为民众谋利益、除弊害的功业上；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避居丧上书之罪名，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毅然上呈洋洋万言主张改革弊政的《上执政书》；同样出于这样的“先忧后乐”之心，他能一生数次冒死直谏，激言朝政得失，数次被贬，仍矢志不改初衷，在36年的仕宦途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完成了一个“先忧后乐”的清正官吏形象的塑造历程。回顾范仲淹在邹平长山的读书生涯，他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山东邹平兴盛的儒学风尚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对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安乐”的民本思想，深深地注入了范仲淹的心田之中，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
3、命运多舛的生活历练。范仲淹的幼年经历了诸多悲苦与不幸。他幼年丧父，不得不随改嫁的母亲远赴异乡。不仅在生活上遭受磨难和凄苦，在精神上也饱尝压抑与屈辱的滋味。正是这样屈辱而不幸的身世和经历，使范仲淹从小就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腐败及底层民众的苦难与不平。一旦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思想便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扎根发芽。范仲淹的公心和社会责任感，萌发于较早的时期。他早年曾祈祷神灵，但愿从事两种职业：一作宰相，二当良医。他解释说：“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能改斋漫录》卷13）范仲淹从小就接触社会底层生活，形成了对贫苦大众极大的同情心。因此，渐渐长大的范仲淹，不愿与继父家的朱氏兄弟为伍，却将周围那些贫苦人家的孩子视为密友，这就更多地接触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当时，地处黄河三角洲的长山县，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一旦遇上水旱蝗灾年景，本来就不宽裕的百姓更是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这些苦难的社会图景对一个尚未成熟、还没有走上社会的青年人，无疑是一个活生生的深刻教育。生活在这一社会环境下，范仲淹从小养成了“不苟言笑、善于思考的习惯”，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对变化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考虑。而当他出仕为官直接面对这些悲惨现实时，就不得不努力探索解决的良方。
范仲淹在黄河三角洲整整生活了20年，度过了艰辛备尝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这20年，不但是他长身体、积学识、炼意志的关键时期，也是他的思想从感知发展到理性并渐趋成熟的时期。邹平的水土养育了他，这里的文化熏染了他。因而可以说，黄河三角洲是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孕育形成的最原始的土壤。反过来，范仲淹的忧乐观，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后来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