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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理乾嘉名儒年谱的意义

2007-02-1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祖武 我有话说

近者,欣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辑《乾嘉名儒年谱》行将出版,谨赘数语,以志祝贺。

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据来新夏先生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在现存的八百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名臣、名儒及众多学人的年谱,约占四分之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从国家图书馆所藏年谱中遴选

九十种,辑为此一丛刊。谱主上起乾隆初叶辞世之桐城文派初祖方望溪,下迄嘉庆、道光间总结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之高邮王氏父子及汉学护法阮芸台,可谓精华荟萃,大体已昭。

在中国学术史上,从清代的乾隆、嘉庆两朝到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学大兴,因之而有乾嘉学派之谓。流风所被,历久不绝,至二十世纪中而影响犹存,学术界之乾嘉遗风云云,即缘此而生。晚清以降,董理一代学术之风起,章太炎、刘申叔、梁任公诸先生开启先路,乾嘉学派研究遂告发轫。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史研究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再度引起学者关注,论著迭出,方兴未艾。《乾嘉名儒年谱》丛刊之结集,即系顺应此一学术潮流而发愿。

董理乾嘉时期学者的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乾嘉学派于乾隆初叶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其后的百余年间主盟学坛,实非一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在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历史环境,真相得显,本质了然。如同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术流派一样,乾嘉学派亦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蜕变而向近代学术演进的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这一历史过程,是一个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前辈大师的学术实践早已证明,治学术史必须从梳理学术文献出发,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此次所选之九十种年谱,涉及八十二家名儒,或出一时学者自订,或系谱主门生后学追辑,或代经董理,而由晚近贤哲总其成。分而细究,可见一人一家之学,合而并观,则可据以窥见百余年间学术演进之历程,知人论世,弥足珍贵。

历史给人以智慧,读史使人知荣辱。历史研究,其立足点永远在社会现实之中。这是历史学的生命所在,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一页,虽然已成历史陈迹,但是此一学派中人整理、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的卓著业绩和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认真整理和总结这一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提高今日及尔后的学术研究水准,促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无疑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晚近数十年,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重行编纂或订补之乾嘉学人年谱,每见问世。其中,诸如已故蒋天枢先生著《全谢山年谱》,陈鸿森先生著《清儒陈?年谱》、《钱大昕年谱别记》、《段玉裁年谱订补》,杨应芹先生著《戴东原年谱订补》,漆永祥先生著《江藩年谱》等,皆为不可多得之上乘佳构。据悉,由于影印版式或著作版权所限,此次均未能选入丛刊。他如?藏别馆之年谱善本,如李穆堂、刘端临诸家,亦割爱于丛刊之外。每念及此,不胜惋惜。他日若蒙有力者以此为起点,多方合作,广肆搜寻,集四海公私?藏于一堂,则翘首以待,日夕祝福。

(本文系作者为《乾嘉名儒年谱》的出版所写的“前言”,刊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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