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邬贺铨，果然，他讲出了对这一话题长期而深入的思考。
邬贺铨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国家创
支持自主创新没有违背WTO规则
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很多人担心，如果从财政上给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多支持，是否和WTO的规则相悖？邬贺铨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他说，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各国可以对公司的研究活动或对高校、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的研究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只要这种资助不超过规定的比例就可以，如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事实上，一些国家还是常常超出了上述“不可诉补贴”范围。例如2004年美国指责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对空客公司开发新飞机提供了至少150亿美元的“启动补助金”，欧盟则反诉美国自1992年以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230亿美元非法补贴，双方的争辩目前仍在继续。再比如，美国宣布从2006年起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税收激励，10年共计864亿美元，欧盟则为中小企业研发建立专门基金、提供税收优惠、融资补贴和贷款担保。
技术出身的邬贺铨喜欢用数据做对比。他说，在2003年我国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30％，企业占70％，同期美国是政府占31.5％，企业占63％，从这些数据看在科技投入上我国企业已经成为投入的主体并且已与国际接轨了。但是，我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同欧美当前所处的阶段并不相同，如果回溯到同为工业化中期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全社会科研经费中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之比达65∶35,七十年代是55∶43。即使在2000年，美国政府的科技经费中还有33％投向了企业，而我国只有10％；在企业的科技费用中来自财政的比例，美国是12％，而我国是4.6％。从WTO的规则和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上来看，我国政府科技经费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还远没有到位。
像珍惜自然资源那样用好市场资源
“历史上，我们曾经寄希望于用市场换技术，但事与愿违，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将市场拱手让人却使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失去成长的土壤。”邬贺铨特别强调，我国广大的市场，也应该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战略资源，我们要像珍惜自然资源一样重视和用好我们这个雄厚的市场资源。
邬贺铨说，很多国家都利用政府采购制度为本国企业产品提供市场，美国1933年出台了《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后又有《联邦采购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采购必须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只有当产品的国内最低报价比海外厂商高出一定比例时（大型企业高出6％，小型企业12％，国防类产品50％）才被视为可以豁免。此外，还专门制定了针对创新技术和产品进行采购的内容，美国西部硅谷地区等高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发展正得益于此。
据邬贺铨介绍，2005年度美国联邦机构在采购上支出3140亿美元，本国产品占到89％。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规模一般占到GDP的10％―15％。相比之下我国政府采购规模明显偏小，2005年全国实际政府采购规模近3000亿元，仅占全国GDP的1.6％，但总额增速很快，实施政府采购改革7年来，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年均增长78％。如果我国将政府采购范围像其他国家一样扩展到涵盖政府所有的购买性支出预算项目，总额有望达到GDP的10％。
“政府支持自主创新理直气壮，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完全也可以这样做。”邬贺铨说。
多为产学研自愿结合创造条件
国家创新体系明确提出产学研结合，各方自愿且有共赢的理念是合作的前提。如何让这几方自愿地结合？邬贺铨说，某些国家的政府很注意营造产学研用合作的环境，通过公共财政科技项目的申请条件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引导。比如，欧盟明确规定对产业进行技术转让是大学的一项使命，法国制定的《技术创新与研究法》明确科技界与企业的合作要求，德国政府提供科技教育奖励基金支持高校和研究所开发由企业提出的攻关项目，芬兰政府规定研究机构的项目必须有企业参加，企业的项目必须有高校或研究单位的参加，这样才能获得财政支持。日本电信运营商NTT每年把约3％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并按照政府要求以与日本国内的上游厂商合作研发设备为其使命，为这些设备生产厂商提供新产品试验环境，增强这些厂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邬贺铨表示，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协调机制、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协调机制、营造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扶持风险投资等来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的效果需要通过企业的主体作用才能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政府的引导，要使这几方面的作用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在这些方面还大有可为。
照片说明：在国家科技资源和政策的倾斜支持下，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脱颖而出。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