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早年治西方哲学，后转治文学，最后以古史研究终其一生。重读他的《人间词话》，可以发现：他剔发出来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智慧，对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以及建构未来的中国哲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
《人间词话》关于哲学的中心观念，可一言而蔽之，曰“中观”。何谓“中
虽然如此，但中国哲学的中观思想，除大乘佛教例外，长期以来却以“蛰伏”的状态存在，并且像“道”一样似乎难以言说。从而，其作为认识论、存在论的深层哲学意蕴尚未完全彰显。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诗论的形式，将中观这一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对其含义进行了深度挖掘。
王国维认为词贵“观”。他举清初词人纳兰容若的词为例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但观有各种观点，他认为词的创作以“中观”为上。中观是指既出入乎内，又出乎外。他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这里表面上是谈作词手法，其实亦是对于人生处世态度的一种描画，即主张要像庄子那样“达观”与顺世：对于人生一切，采取既在意又不在意的态度。
王国维不仅谈入与出的关系，还谈“隔”与“不隔”。这更是一种典型的中观哲学思维。他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渊明之诗不隔，韦、柳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抛开对“隔”与“不隔”的价值评判不论，这里指出了有两种观物态度：主观介入者为“隔”；超出了主客关系，而采取纯粹的“以物观物”态度者则为不隔。隔与不隔之间虽有辩证的关系，二者相较，王国维是更欣赏以物观物的不隔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的。
最能体现王国维式的中观哲学观念的，莫过于他对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辨析。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对于崇尚自然之美的王国维来说，他自然更推崇“无我之境”。然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一样，毕竟也是人的一种在世方式。而且，这两种在世方式之间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人生的困境与终极忧患，与其说是在有我之境中种种人生的苦恼与选择，不如说是人既处于有我之境之中，却要去追求与实现无我之境的困惑。王国维分析了此种苦恼之成因，于是提出了著名的“三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以中观法眼观之，这里的第一境，乃俗境也；人在俗境中却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尽天涯路”之叹。第二境乃处于真境中人也；然而，人到了此处却不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为它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未免过于寂寞凄凉，所以只能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了。到了第三境，人终于豁然大悟：真正的胜境并非要完全脱离俗谛，原来在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这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前之所以没有发现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是因为没有真谛照耀之光；如今一旦“灯火阑珊”，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人”早就在我们身边。
由以上观之，通常认为《人间诗话》是王国维关于诗学的著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王国维其实是以评词的方式，在言说一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这就是中观的人生哲学。王国维这种中观人生观固然得益于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义理的挖掘，从另一方面看，也与他个人的精神历程有关。早在30岁那年，他就遇到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学术信念“危机”。其实，这与其说是他的学术信念发生了危机，不如说是他处于生存论的精神困境中更为恰当。康德认为，人总是处于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与对峙之中。王国维对于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有着极度的敏感。他在一首词中写道：“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凡尘，可怜身是‘眼’中人！”而他介于文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独特个人精神气质，使他不满足于抽象的概念思考。
《人间词话》原稿作于1906~1908年。1908~1909年，部分内容分三期在《国粹学报》连载。1981年，滕咸惠的《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由齐鲁书社出版，词话原稿始全部公之于世，计126则；并收“附录”28则，合计共154则。
《校注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1955年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