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近代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的名头不算太小，他是日本大正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理智派”或“新技巧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大量各式体裁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于上个
客观地说，芥川龙之介对于当时中国的第一印象相当糟糕――岂止是糟糕？简直就是非常恶劣。他在上海刚刚下船，“第一瞥”看到的即是肮脏、恐怖、且“长相古怪”的黄包车夫，随地小便的城市居民，以及既猥琐怯懦、又冷酷贪婪的小商小贩。他笔下的大上海是一个污秽、混乱、早眠的城市，既没有东亚第一都市的灯红酒绿，更缺少现代工业城市应有的蓬勃朝气，这一切与他从古典文学中认识到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连中国的建筑和园林，也被他视作“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上海如此，杭州、苏州、扬州、长沙等内地城市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地方或者贫穷落后，或者颓败不堪，以至伤寒与疟疾横行，贪腐和贫困共舞，一介乞丐甚至“要比公司职员更富于浪漫色彩”――“恶之花”般的写实画面可谓触目惊心。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期间所会见的人物也极为复杂，其中既有文人、学者，还包括一些伶人、妓女。在文人、学者中，他见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章太炎和辜鸿铭，对于前者，他的描述明显带有一丝嘲讽的格调；对于后者，他的描写则带有一些“西洋景”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已将辜氏其人视作“老大国”腐朽文化的象征了。芥川龙之介还曾经多次出入各大城市的娱乐场所，对自己观察到的人物亦多有着墨，比如，他写及在后台上等待出场的荀慧生，“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上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这样的细节，比起某些中国作家笔下的追忆文字，就显得更为真实一些。
芥川龙之介原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出访中国的，先于芥川龙之介来中国的日本文人――且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已将各种夸张、变形的中国阴暗面展示给日本民众。所以，芥川龙之介津津乐道于丑陋中国之现状，一方面的确是基于事实，另一方面，却也与他的先入之见不无关系。不过，作为一位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也显然充满了某种内在矛盾。他一方面声称“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同时却又明显表示出自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自然风物的深深喜爱，不仅对一些中国典籍引用自如，对风土人情的评介与审美亦堪称得趣，尤其在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的人为破坏方面，表现出自己极其敏锐的远见卓识。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芥川龙之介对于中国的观察很难走向深入，有时甚至不无敷衍塞责之嫌，再加上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文人积习，身世之感、兴亡之叹的文字常常充斥在字里行间，这就使得他的游记带有了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削弱了客观的史料价值。但是，瑕不掩瑜，《中国游记》毕竟不是一部由专业人士撰写的调查纪实，而是出自一位日本年轻作家之手的旅行随录。不管芥川龙之介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仍然以自己“电光火石”一般的文字，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留下了一份相对本色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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