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进行的这场具有重要影响的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分析的重大事件和教育变革。当我们谈到这次变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常常会在眼前形成一幅极其复杂的历史画卷，其中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相互纠缠在一起，很难按照理
当然，在这些赞同声音的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的声音。但只要我们拿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的结果来说话，一切的议论和批评都将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的评价性的研究文章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从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发展规律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它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态度。
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刚刚开始和进行过程中的那些不同意见和争论相比较，在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结束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时，在社会和舆论界，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的评论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好像都是批评，而没有了其他的声音。在这种似乎“一边倒”的批评声中，有两个声音特别强烈：一个是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的批评，另外一个是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指责。就前者而言，人们往往把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一些教育质量的问题，甚至是包括教育管理和教学秩序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结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或扩招身上，至少是认为它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就后者而言，由于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的经费和学费问题越来越大，特别是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和部分贫困地区的学生上大学所遭遇的经济困难，以及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不均衡等，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在时间的逻辑中也自然地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或扩招联系起来了。如果说，这种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么，能不能完全把它简单地归结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或扩招身上呢？如果说，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定的不公平的现象，是否能够也不由分说地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或扩招来当这个“替罪羊”呢？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和事实来说明，而且我相信，它也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说明的。但我在这个序言中特别想说的则是另外一个现象，如果说，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的初期和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争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话，那么，在整个扩招结束以后所出现的这种全是批评的“一边倒”现象，反而是不正常的。难道中国的整个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就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就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吗？更加可怕的是，这种社会和舆论界的所谓“一边倒”的现象，往往有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误导的现象，进而对本来就日子不好过的高等教育，形成一种更大的压力和不利的环境。同时，这种现象也非常可能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战略，以及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产生一种不利的影响。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忧虑的地方。
在面对这种对最近发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近乎一边倒的批评的现象时，我们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却无动于衷，甚至是“失语”，这是很不应该的。更加不应该和不能的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应该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和材料，本着科学的精神和态度，介入到这种现象和批评中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这无疑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在对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和变迁进行历史评价和研究中的矛盾和悖论。等待和逃避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发表意见则可能出现错误和片面性。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片面性，我们在时间上进行了必要的限定，只是对一定时间内的高等教育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收集和利用比较可靠的数据进行描述和说明，并且尽可能地用数据和材料说话，而尽可能减少过多的主观评价等。而且，为了避免研究范围过大而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我们将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在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上，并由此间接地阐述对其他问题的方面的看法。在研究过程中，本项目对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布局结构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包括对12个学科门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文科与理科、本科与专科，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规模的分布状况的变化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由此展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主要特点。虽然这样的描述和分析并不能够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过程进行完全和全面的说明和评价，但是，仅仅从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而言，本书的研究也从一定侧面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的意义和成果，回答了社会上和高等教育领域中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或扩招的一些疑问和批评。同时，根据国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般规律，本项目还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发展战略或扩招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且从机制和质量的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所有这些，对于教育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部门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扩招，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深知，由于时间比较短，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因此这个研究仍然可能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片面性，问题和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理论选择是适当的。正如本项目研究中所发现和证明的那样，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模式与经验，或者是扩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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