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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当代工人形象塑造

2007-04-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志忠 我有话说

肖克凡的《机器》描写牟棉花、王金柄、王援朝、王莹、王建设、王凤一家两代六口人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却一个心眼儿争做劳动模范的故事,并且将其融入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成长历程,展现当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兴衰和艰辛,为当代工人阶级塑造了动人的群像。虽然说,在当今这样讲求以“情商”、“智商”、“公关能力

”、“头脑风暴”取胜的年代,在“超级女声”、“芙蓉姐姐”等卫视造星、网络造星的群众运动中,劳动模范已经不再是独领风骚的称号,但是,勤劳、进取、竞争意识,永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永远值得社会的尊重和赞赏。

比较起父母一代只要恪尽职守、倾尽心力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肯定和社会声誉,作为子女们的王援朝、王建设、王莹、王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们所面临的现实,他们的人生选择,却要复杂得多。他们遇上一连串的社会变动和震荡:求学时期遇上“文革”,就业阶段遇上“上山下乡”,人到中年遇上“下岗”和“再就业”。王莹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成为洗衣做饭的“小主妇”,成为代替父母亲参加弟弟妹妹的学校家长会的“小家长”,在生活中历练出不凡的才能。她依靠自己的能力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中型工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体制和国家政策的变迁,以及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潜在作用下,尽管个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和代价,王莹却输得一败涂地,只能从人生和事业的低谷重头再来。小妹妹王凤,虽然没有哥哥姐姐那样叱咤风云,大起大落,作为文学形象,她却是最鲜活最惹人情思的一个。她从父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不服输精神,让她在80年代的语境中仍然一根筋地要争当全国劳模,甚至为此和下乡时结识的丁巧良结婚以排除最大的竞争对手,令人可气又可赞。她的憨和“傻”,常常让她脱却心机,在千伶百俐的王莹映衬下,说傻话,办傻事,但是,她也往往能够洞穿皇帝的看不见的新衣,一语中的地直指事物的核心,在率真中透出大智若愚的意蕴。

《机器》除了自身塑造人物的成功,也为文坛带来新的启示。其一,如何表现工业生产题材的作品。工业生产往往要涉及具体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要采用读者并不熟悉的专业术语,要在车间、机器、仓库、工具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以营造出特定的生活氛围。但是,在许多作品中,这样的冷冰冰的生产程序和工作机器的描写,往往容易变成只见专业术语不见工作着的人,也就是说,流于为人诟病的“车间文学”的窠臼。反过来,要是有意为回避有关工业生产的具体描写,又无法烘托出现代的工人形象。肖克凡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机器》,首先是对所谓诗性的冒犯和挑战,偏偏要从最枯燥乏味的地方写起,而且在章节如“螺丝钉卷”、“链条卷”、“曲轴卷”等的命名上,也沿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想方设法将其纠正过来,给冷冰冰的程序化的机器和工业生产注入生命的活力。譬如说,工厂库房里的千百种零部件,若是罗列开来,可能会是一张冗长的库存清单,但是,作品巧妙地处理之:退休后的王金柄,为了给即将回家的妻子牟棉花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走进由已经停业破产的工厂库房改建的菜市场,面前闪现的是萝卜白菜海带粉丝鲜鱼鸡蛋,心中回味的却是曾经在这里存放过的、作为一个优秀的仓库保管员而烂熟于心的铆钉轴承漆包线矽钢片,在两相观照中,那些工业生产用的零配件都获得了特定的情味,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睿智的目光和炽热的情感的关照下,工业生产的气魄,大工厂跃动的脉搏,都被赋予了工人阶级精神禀赋而获得酣畅淋漓的表现。其二,如何用小说的方式描写先进人物的生活风貌,这也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难题。我们习惯了那种一味加班加点、以厂为家、公而忘私、克己奉献的类型人物的写法。肖克凡写劳模,当然要写他们的先进事迹,写牟棉花在挡车技术竞赛中苦干加琢磨,善于吸取他人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发挥,一举夺魁,名满天下。但是,在追踪牟棉花的聚光灯之外,作家还写了被荣誉光环遮蔽的别的场景:作为“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白小林在紧要时刻递上的望远镜,使得牟棉花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别的竞赛能手的接头动作从而后来居上;每天回到家中疲惫不堪的时刻丈夫王金柄端上的洗脚水和为妻子洗脚的温情;小小年纪的王莹在挑起家庭重担时的自豪和对母亲的暗自抱怨;凡此种种,都给作品增添了丰厚的生活情韵,给作品中的各个人物提供了表现各自性格的空间,也让读者在对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的认可中,看到了生活的广阔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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