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说，新世纪以来中央有关文件讲到思想道德建设时屡次强调，要以诚信建设为重点，但成效如何呢？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特别点出，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特别强调，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确实，此事关乎民族基本素质，关乎国家兴衰，再不能不重视了。
诚信自古就是核心道德之一，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诚”和“信”的含意有交叉，原来可以互训；现在可以联用，也可以分开用；在分开用时，两者的涵义各有侧重。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把“诚”看作“信”的内在基础，把“信”看作“诚”的外在表现。对别人讲信用就是“诚”的外在运用，离开诚就谈不上信。所以从根本上抓，应当重视抓诚，不能只重信而不重根本的诚。“诚”本身强调的是真诚，“诚”是道德的真，真实无妄，真实不欺，真心实意，诚心诚意。“诚”是诚实的道德品质，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诚”的对立面是伪，是假，伪妄，虚假。所以，“诚”的命题是要解决真伪的问题，属诚伪观的范畴，是人生、人格的最基本问题。我们从来都是把真善美与假恶丑相对立，真、善、美从本质上说是统一的，真是基础，真的才可能是善的美的，真是最根本的。“诚”特别强调内在的真诚，对自己要真诚，真诚做人，一秉真诚，真心诚意地为善去恶，对得起“道德良心”。没有真诚的良知就无法深切感受荣辱。按儒家的说法，先“正心、诚意”，有这基础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心意要诚，“心诚则灵”，“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对信仰要真诚，信仰是自觉自愿的，不真诚就没有信仰，虔诚的信徒拳拳服膺不惜献出生命，他们的真诚令人感动。有信仰，自觉自愿为信仰而牺牲，才有崇高。现在有些人要消解崇高，嘲笑信仰，他们就不相信天下还有真诚，所谓除了妈是真的，其他什么都可以是假的，所以都可以“忽悠”。他们缺少诚的基本品格，所以才会昧着良心做人，昧着良心做事。“诚信缺失”，我看最可怕的就是缺失这种做人的真诚、做人的起码人格，缺失认认真真做人的基本态度。
做人，站牢了“诚”的根基，就可以提高心灵的境界：首先，有了诚，对人就容易诚信，诚信不欺，讲信用，信守诺言，杜绝坑蒙拐骗。其次，有了诚，对事业、对工作就容易诚敬，精诚敬业，对质量一丝不苟。产品是人格的物化，产品质量反映人的素质，一个不讲究质量的民族是缺少诚敬的民族，假冒伪劣成风，从业人的品格也就败坏。再次，有了诚，对学习就容易诚心，努力“反身而诚”。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表面上，不是做文章装点门面，不是走过场应付差事，而是要内化到心里去，深入到灵魂里去，扎根在主体的内在信仰之上，落实于主体的内在德性之中。要从生命的内在本性和内在本质，在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上下功夫。这样入脑入心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血液，运用学习的道德理性进行自省、自律，诚心诚意地进行修养，在修身的同时，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学一点就躬行一点，落实到行动上。这样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见效。
诚信建设的办法已讲了很多，我补充几点体会：首先，要端正干部的学风。干部是决定因素，今年一月中，中央印发了《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里面重新强调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持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反对弄虚作假，表里不一”。这是切中肯綮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导，讲权术的书在书摊上很盛行。这些书讲权术充满了奸诈，却美其名曰“谋略”、“智慧”、“领导艺术”，其实与“诚”背道而驰。古人早就告诫我们“诚为本，术为末”，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当然要讲智慧谋略，但要以诚为底色，以对人民、对祖国、对信仰的真诚无妄为根本，各级各类干部只有真诚才有公信力，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带领公众共建诚信的社会。千万不要把“聪明”用于耍权术欺上瞒下。
其次，加快诚信体系的建设。我们一方面要以思想教育为先导，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科技建设诚信体系。如果失信的人常能捞到好处而风险很小，即使失手，付出的成本也很低，那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体制，使失信的成本很高，付出的代价很大，让违规者承受不起，让心存侥幸者望而生畏。政务、商务、学校、社会都建立起诚信档案，并且订出明确的责任，有不良记录者按情节受到各种级别的限制和处罚，例如不予升级、不予提拔、不予录用、不许经营等等。不仅有纸质档案，而且进入电子网络，不仅每个部门有网络，而且有资源共享的全国网络系统，各个部门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诚网恢恢疏而不漏”，使不讲诚信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再次，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仅就道德而抓道德是不够的，道德必须以文化作支撑，以文化来涵养。《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三十条写明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等等，望能落实。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人生哲学非常丰富，包括立诚做人的道理，而这恰恰是现代人所迫切需要的。这些年，报刊特别喜欢人生感悟类的文章，央视的《艺术人生》栏目颇有观众，于丹讲“《论语》心得”很受欢迎，这些都反映了群众寻求人生真谛的精神需要，我们要大力挖掘和运用优秀的人生哲学遗产，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荣辱、诚伪之外，义利是另一对重要范畴。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发财致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发财和对物质的追求。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传统文化很重视“义利之辨”，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从字面上看显然太偏激，其实就像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这是一种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的膨胀和消极作用。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