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书架上有一本书，青褐色的书皮，封面上的人身着长衫，右手持卷，正踱步走在一条小径上，书上写着五个字――《曹雪芹小传》。这部周汝昌先生的作品198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当年颇为畅销。现在放在我面前的这本书，装帧古朴自然，我也十分喜欢――周老的《红楼柳影》，江苏文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红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年间，那时这只不过是文人书生们互相间的一个玩笑。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赋予一向不被学术界重视的《红楼梦》以极大的内涵，并由此拉开了近代意义上“红学”百家争鸣的大幕。
该书问世4年之后，就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有一个名叫胡适的青年教师发表文章，公然向他的“老板”蔡元培提出挑战，批评蔡的“红学”穿凿附会，并以自创的科学考证方法写出了《红楼梦考证》，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
年轻的胡适不怕丢掉饭碗，公然向自己的“衣食父母”提出异议，而且言辞颇为激烈,带有讥讽性的话足以让任何人难堪。胡适的勇气固然可嘉，可是蔡元培的大度则更叫人佩服，他不仅没有给让自己难堪的胡适穿小鞋，反而主动借给胡适自己珍藏的文献资料，好让胡适看了进一步批评自己。
周汝昌是公认的红学家。在大半个世纪前，将青年周汝昌引向红学道路的正是胡适。胡适晚年在台湾也不止一次的感慨周汝昌是他在大陆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而且是个好徒弟。
当年周汝昌在其兄祜昌的启示下偶然发现了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正是胡适一直力求而不得的――诗集里有6篇咏及曹雪芹的重要诗篇。周汝昌据此写了一篇论文，胡适在报纸上看了非常高兴，主动写信给周汝昌同他讨论红学的问题，两人当年的14封信件如今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在信中胡适表示他只能同意周汝昌一半的结论。“少年气盛”的周汝昌为了撰文争辩，“不知轻重”对胡适表示希望能够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要知道这本《甲戌本》古抄《石头记》可是价值连城的孤本。
和胡适只有一面之交的青年学生在我们看来提出这样的请求未免有些欠妥，谁知胡适获知后竟托人将此书送来了，而且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始终没有再向周询问过一个字！周家兄弟将《甲戌本》“先斩后奏”的偷录了一本，胡适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加以鼓励。
胡适如此的胸襟气度是不能不让一个青年学生感动并努力的。
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在大陆出版，有人在海外买了一册盗版书寄给胡适，意在引他批周。胡适看了不但没有“心领神会”的“顺水推舟”，反而在回信中说，这是一部好书，请再给我买几本，以备送给朋友，并且特地点明“周是我的好学生”。
一本红楼梦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书内的缠绵悱恻，更让我们看到了红楼外的纷纷扰扰。读周老的这本书犹如坐在春天下午的城墙根下听一个坐着晒太阳的老者将他的一生娓娓道来……是悲是喜已经不重要，单是这份情谊就足以让人动容。
《红楼柳影》周汝昌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