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寻觅他出生城市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将一个作家与他生长的城市联在了一起。至少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作家的出生城市和这个作家是平等的。是的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写的是“都市童年”，但是，比起他的前辈本雅明来，帕慕克也许要幸运得多。因为后者在撰写《一九○○年前后柏林的童年》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表达这种生活。“我努力把握住那些包含着市民阶级子弟在大都市中所获得的经验的画面。这些画面应该接受它们自己的命运，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虽然这些画面尚未像数百年来对乡村童年的回忆那样获得对田园风情的特有表达形式，但这些都市童年的画面或许能够预先塑造蕴含其中的未来之历史经验。”显然，帕慕克并没有本雅明的那种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大的企图和忧患，他的伊斯坦布尔就是伊斯坦布尔，正如他谈到这座城市作为“废墟的忧伤”时，也不是本雅明寓言意义上的“废墟”。伊斯坦布尔作为一个地跨欧亚历经两大帝国的千年古城，它的交融冲突兴衰起落，在帕慕克身上激起的无疑是切肤之痛。“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这种忧伤，就是“呼愁”（这是土耳其语“忧伤”的音译，中文译者借用了宋诗元曲，算是兼顾其义。宋代陆游有“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之句）。“呼愁”何物，帕慕克书中多有交待，其实不特指土耳其，单说中国，那些从昌明隆盛一脚跌到瓦灶绳床的晚唐诗人，那些在远洋海轮上苦吟在异国他乡悲叹的中国近世留学生，所品咂的何尝不是“呼愁”？此种忧伤，帕慕克没有明说，但是在我看来，是属于东方的。它是群体的，有时候会变成“民族寓言”；它是朦胧的，它“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它是视觉的，帕慕克为了让这种忧伤看得见，不惜花四页的篇幅描绘了近百个忧伤的场景：从隆冬停泊在废弃港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到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从在清真寺中庭贩卖宗教读物、念珠和朝圣油的老人到飞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时俯瞰整个城市的鹳鸟……当然，更别提书中穿插的206幅黑白照片了。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照片不会使人回忆起往事（照片中没有任何普鲁斯特式的东西）。照片对我所起的作用不是重现已经消失了（由时间和距离造成的）的东西，而是证实我眼下所见的东西真的存在过。”这种存在，这种所有由盛到衰的时代和文化都拥有的失败、犹豫、挫折和贫穷的存在，就在那里，难以回避。
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我读到了帕慕克在东西方夹缝中的那种真实的心态。有面对西方他者观看时的不安（帕慕克并不认同列维－施特劳斯的那种“热带的忧郁”），也有对伊斯坦布尔的集体乡愁的辩解。帕慕克看到了“呼愁”麻痹的一面，但他也认为“‘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我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老实说，我并不太喜欢这种给城市形象定位的说辞，也不喜欢这种“国民性”的代言，我更愿意看到那种个人化的忧伤的碎片、记忆的细节。正如帕慕克提到的，对于那些受西方文化刺激并接触当代世界的伊斯坦布尔作家而言，“除了‘呼愁’带来的群体感之外，他们也渴望蒙田的理性主义和梭罗的心灵孤寂”，也就是一种西方的个人忧伤。帕慕克无疑也是如此。但是，只要是身处东西方之间，那么――如何在群族共同体的归宿感和个体精神承担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文化出现落差时不陷入要么闭关自守要么全盘他化的悖论――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呼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全球化会消解“呼愁”吗？我想，答案在帕慕克的写作之中。当然，《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远非只关大义的民族志，也不是供“东方学”解剖的乏味样本，它更是一部充满个人温情记忆的有趣的个人史。
对帕慕克这样一个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并提的作家来说，忽略他笔下的细节是件无法原谅的事情。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何佩桦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