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万木葱茏，和风扑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湖光闪烁，新蕾绽开，处处生机勃勃。
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系列学术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隆重而又简朴地庆祝建院30周年。
人们忘不了――
诞生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开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为中
历史记住了――
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征程上，许多重大事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字联在一起，并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三代中央领导关心支持社会科学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回顾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所走过的历程，无不凝结着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巨大关怀和指导。看到今天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深深怀念为中国社科院奠基的老一辈学者。”
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的。5月19日，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2005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
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希望中国社科院进一步认清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发扬成绩，总结经验，抓住机遇，奋发进取，努力开创社科院工作的新局面。
立意高远、语重心长的话语，给了中国社科院学者们巨大的鼓舞。
抚今追昔，人们不会忘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份骄人的成果，都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关心和指导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于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兼任学部主任。
毛泽东亲自指示和支持组建了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13个研究机构。
当时，学部汇集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如范文澜、陈垣、潘梓年、金岳霖、陈翰笙、郑振铎、吕振羽、侯外庐、罗常培、吕叔湘、冯至、尹达、于光远、孙冶方、许涤新、钱俊瑞、丁声树、夏鼐、何其芳、刘大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尔纲、贺麟、钱钟书、张友渔等。他们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优良学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开始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1977年5月，党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同志多次对中国社科院的办院方针、学科设置等，作出重要指示。
“建院初期，我院没有办公用的房屋，研究人员的住房也很困难，许多著名学者都是一家几口挤在一间窄小的平房里做学问的。”谈到创业之艰辛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汝信仍记忆犹新。
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胡乔木，带领全院同志遵照邓小平关于“中国不仅要建设经济大国，也要建设文化大国”的指示，不仅奋力恢复被摧残和破坏的研究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积极创建新的研究机构。
他们首先制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科研计划重点项目》，确定了481个重大科研课题。接着，又组织制订三年、八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方案，着手组建马列、政治、部门经济、国际、社会、新闻等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批重大项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科研工作是社科人心中永恒的标尺”。1977年下半年，胡乔木牵头整理出《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统领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标志。
随后，他们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组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设立科研局、外事局，形成院长会议和院所联席会议制度等。
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要适应这个转变，在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当我国经济发展遇到能源问题的发展瓶颈时，社科院的专家学者组成大规模课题组深入山西产煤地区开展调研，提出解决对策；当上海遇到发展难题时，他们又组织由60多位学者组成的调研组赴上海调查研究，提出上海发展战略；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经济特区时，社科院组成由刘国光牵头的课题组深入深圳、海南等地调查研究，与地方同志合作提出特区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转到注重质量和效益上来。
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和院领导班子，将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贯穿于科研工作之中，提出中国社科院要走提高科研成果质量、提高人员素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他们对全院学科布局展开详细的调查，进行学科调整，提出保持和发展传统优势学科，扶持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学科和交叉学科。提出实施“精品战略”，突出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经过调整提高，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
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亲自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阐明了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的“五条要求”。此前，江泽民同志还在北戴河和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两次谈话中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四个方面“同样重要”，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有作为。
当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为首的院领导班子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把中国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地、重大时代课题研究的基地、主要学科理论研究的基地、新兴和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地、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地、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信息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平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和目标。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
2005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最根本的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每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新时期如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具体深刻的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部委员冷溶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科院，怎样建设中国社科院，指出了更加明确的目标。这无论是对中国社科院的建设，还是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社科院伴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基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相适应、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比较雄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
努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作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代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水准的中国社科院，怎样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
面对责任、面对使命,他们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重点，注重学术积累，使学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中国社科院建院初期，只有14个研究所、100余名高级研究人员。20世纪90年代，他们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学科建设实际出发，进行学科布局调整，确定了107个重点学科和24个重点扶持学科，并对其中的50个学科实施了“重点学科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
进入新世纪，中国社科院根据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立了金融研究所、国际法研究中心；实施了“重点学科建设工程”，全院共确立102个重点建设学科。
目前，中国社科院已发展成为拥有文史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五大学部，35个研究所（中心），下设260多个二三级学科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研究范围覆盖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以及民族、宗教、国际研究等诸多领域。
中国社科院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现有研究人员3000余人，其中高级专业人员占50％，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达1350人，博士生导师391人，硕士生导师525人，国家级和院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4人。
“中国社科院科研工作的重点是出精品力作，这是社科院几代学者不断追求的目标。只有不断产生学术精品，才能更好地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说。
为了这个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届又一届的院领导们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把毕生心血和智慧都投入到了科研事业中，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科院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在传承中华文明、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方面，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化和学术工程，如组织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主持编撰总计达150卷的《当代中国》丛书，推进新时期地方志编修工作，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等。
人们永远记住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们给中华民族奉献出的优秀人文成果：
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力作。其后几经修订，并经几十位史学工作者的续撰，成为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学习历史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典范之作。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为甲骨学、商史乃至早期中国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科学资料。由中国社科院组织全国史学工作者，历经10余年完成的14卷《中国历史大辞典》，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工具书编撰的最高水平。由中国社科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目前我国最为系统地描绘中国历史时期疆域政区沿革与变迁的地图册。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以记录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为主，用现代汉语训释的中型汉语词典，已成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从1960年出版“试印本”以来，累计发行达4000多万册，是人们学习现代汉语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书之一。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均是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我国民族史学科的奠基之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传统札记和随笔形式，围绕十部中国古典著作阐发心得。书中直接引用四五种西方语言的古今名著，意在探寻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标志着我国美学研究新学派的诞生。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完成的《中国文学通史》，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新成就。该通史是一部贯通古今，融会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学在内的，完整的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是20世纪末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不仅对语言学，而且为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叶秀山、王树人任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填补了我国此前没有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的空白，对我国西方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黄宝生等翻译的著名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集中了我国梵文学界多位学者，前后历经17年的心血才得以完成。中文版《摩诃婆罗多》成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三种文本之一。
如此巨作，不胜枚举。
人们不该忘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学者，不辱使命，辛勤耕耘，默默地为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目前，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全国性学会、研究会104个，拥有我国规模最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群，主办了一批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名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历史研究》、《文学遗产》、《中国语文》、《文学评论》、《哲学研究》、《考古》、《近代史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法学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是我国目前最大、设施最先进、数字化水平最高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馆内藏书近600万册，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善本典籍、珍本图书，以及大量的海外报刊。
2006年6月，中国社科院与俄罗斯科学院在京共同主办“中俄社会科学论坛”，这是“俄罗斯国家年”活动期间，两国在社科人文领域举办的唯一国家级学术研讨项目。9月，中国社科院与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共同召开“中欧就业与社会政策的经验”研讨会。
2006年2月，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中国社科院作题为“对当代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反思”专题演讲。9月，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1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美联储主席伯克南相继来中国社科院演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重大项目评审会议、社会科学与政策链接国际论坛、国际科学院联盟第80次会议、加强社科领域国际合作未来战略研讨会、国际社科理事会以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大会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中，不断闪现着中国社科院学者的身影。
中国社科院建院初期的对外学术交流量每年仅有十多批，数十人次。经过30年的不懈探索和努力，至2006年底，他们的对外学术交流已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200多个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基金会及政府部门建立了交流关系，对外签订了120多个学术交流协议。交流规模的扩大不仅反映了中国社科院30年来对外学术交流的迅速发展，更体现了一个开放的中国正在人文社科领域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着日趋活跃的沟通与交流。
回顾既往，前辈学者鞠躬尽瘁，后辈学子学业正出。30年的心血浇灌，收获了丰硕成果，涌现了灿烂群星。
为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社科院大楼的一面墙壁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理论”16个大字金光闪闪。
该院作为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担负着党和国家“思想库”、“智囊团”的重任。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之一，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30年来，中国社科院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1977年中国社科院建院初期，中央批准该院4种专业刊物复刊。《哲学研究》编辑部于当年年底率先举办了关于“唯生产力论”座谈会。1978年，在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哲学所是引人注目的一支学术队伍，率先发起并多次召开全国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组织发表系列文章，出版了印数上千万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集，并组织学者们到企业、机关演讲和辅导，对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社科院学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邓小平理论的范畴体系》、《“三个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论“三个代表”的理论贡献》、《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等重要理论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出发，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全面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社科院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优势，组织精干力量进行专题研究，推出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学习研究的十个问题》等一大批成果。同时，该院每年在中央报刊发表数十篇重要理论文章，推动了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积极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承担了“工程”十大课题的研究工作。近百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工程”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有27位专家为“工程”的主要成员。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蔓延并带来的严重后果，2004年，中国社科院积极组织研究力量，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深入剖析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本质，推出了有分量的重要成果――《新自由主义评析》和《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等研究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宣部负责同志的高度评价。
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不断引向深入，2005年，中国社科院组建了全面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门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对于进一步推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78年，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人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经济学论著，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论述。1979年，中国社科院学者最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题发表学术文章。1982年，刘国光在《坚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中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具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属性。马洪、于光远、刘国光、孙尚清、刘明夫等在1984年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等一系列重要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科院学者开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比如，刘国光深入探讨了我国经济改革模式，明确提出“双重模式转换”，即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换。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作为一支学术队伍，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与发展思路，被中外经济学界称为“稳健改革派”。进入90年代，该院学者除就所有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要问题发表一系列成果外，还专门就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思路、大原则和大框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和政策选择》等研究报告，其中不少观点和见解被中央所采纳。中央领导同志曾赞誉：“社科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告诉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科院学者围绕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改造、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经济、宏观经济运行等，每年都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报送上百篇对策建议。许多学者参加了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参与了中央经济形势的分析咨询等。如今，努力当好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已经成为全院专家学者的神圣使命和自觉追求。
――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科院学者组织推动法学界开展“人治与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重大问题讨论，提出并阐发了“以法治国”、“独立行使审判权”等观点，并在全国法学界首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
许多学者参与了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婚姻法、民法通则、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合同法、著作权法、行政诉讼法、物权法等100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修改和论证，经常参加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疑难案件的讨论和司法解释的制作等工作。有关工作受到国家立法和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科院学者提交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等，在有关立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国家立法和司法部门的高度评价。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初，该院民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和民事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等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突出成就。1993年，该院学者提交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等研究报告，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从1995年1月至今，王家福、吴建?、夏勇、李林、郑成思、梁慧星等分别在中央政治局举办的讲座中担任讲解工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此外，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还较早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外交斗争，推出了《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关于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权百科全书》等一系列成果，并参与了我国政府“人权白皮书”的起草工作。
――探索社会和谐发展的新途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第一任所长费孝通教授带领他主持的“江苏小城镇研究”课题组，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相继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区域分析》等成果，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1991年，由陆学艺和李培林主编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是我国第一部“社会发展报告”。它以独特的视角和评价体系分析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为我国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社会改革整体配套方案”。此外，学者们还在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政策、社会心理等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科研成果。2005年2月21日，李培林、景天魁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做了“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
――支持和推动经济特区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了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中国社科院学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专家调研组分赴深圳和海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交了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其中，《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实现发展目标的战略步骤和对策，受到国务院和深圳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海南的经济体制模式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海南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应是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并提出了“整体转轨”的改革思路，设计了五大经济区的发展规划。报告得到海南建省筹备组的肯定，有很多观点和建议被中央和当地政府所采纳。新世纪初，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之际，该院再次组织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深圳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为深圳制定未来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有分量的对策建议。
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社科院学者还积极参与了我国跨世纪重大工程，如三峡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南水北调工程等的技术经济论证的研究与实践。进入新世纪，中国社科院学者就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问题发表的《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挑战、机遇与对策》、《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贸易政策》、《论中国进入利用外资新阶段――“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的战略思路》、《全球竞争――FDI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成果，均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为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建言献策
1979年，当人们对安徽凤阳包产到户做法议论纷纷时，社会学家陆学艺、李兰亭等深入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农村，开展了历时数月的调查研究，并以严谨扎实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包干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阐述了“包干到户”在当时的合理性，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面对一些地区削弱农业投入的倾向，该院学者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于1986年撰文提出，农业状况面临严峻的形势，要高度重视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后存在的问题，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学者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交的《当前农村经济形势分析》、《粮食安全不足为虑》、《近期农产品价格上涨原因及对策》、《农村畜禽疫病防治工作亟待加强》等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们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并在国内付诸实施的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项目，取得了成功并被国家有关部门推广，成为造福广大农民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在关于时代的基本特征，新旧格局交替的国际形势，我国与美、苏（俄）、日等的国家关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研究，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东问题等方面，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学以及文、史、哲等学科的科研人员，陆续推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指标、阶级阶层、民族文化保护、民间宗教信仰、经济体制转轨期伦理道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研究成果，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史编纂、编修新一代地方志等重要工作中作出了突出成绩。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说，编纂国史、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科院学者在这方面要继续发挥作用。
中国社科院每年推出的20余种有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际的形势分析与预测系列“皮书”，已成为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外国驻华机构了解中国及世界经济社会形势的重要渠道。
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中国社科院共完成学术著作8700余部、论文10万余篇、研究报告17000余份，以及大量的学术资料、学术工具书、古籍整理、理论文章等。有1000多部学术成果获得国家和部委级奖励。
伟大的时代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服务社会的大舞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
“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定要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语重心长，意义深远！
陈奎元院长强调：“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讲话，为中国社科院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建立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科院在深入研究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和中央精神、在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取得许多成绩，但他们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说：“我们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与我院作为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地位还不相称，我们的工作与中央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我院如何在理论创新的洪流中积极发挥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任务。”
面对时代课题，面对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中国社科院明确提出，不辱使命，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以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目标，通过实施“六大工程”、形成“五大中心”、发挥“四大作用”，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六大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工程。
“五大中心”――形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四大作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充分发挥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课题研究方面将围绕六大重点领域的32个研究方向，组织落实440项左右重要研究选题；整合全院科研资源，重点抓好188项重大课题研究；努力推出250―300项高水平成果，其中有100项左右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的重大科研成果。在学科建设方面，将建设100个左右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点学科。在研究所建设方面，将经过五年的努力，争取使10个左右的研究所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所。在队伍建设方面，将推出50名左右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造就100名左右在本学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术带头人，培养200名左右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科研骨干，推出50名左右在院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管理人才，培养100名左右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管理人才。
冷溶说，“六大工程，五大中心，四大作用”的设想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构成中国社科院创新体系的完整蓝图，也是中国社科院未来十年的奋斗目标。
为了这一奋斗目标，他们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和举措，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前行。
“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认真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同时，努力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陈奎元院长谈及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未来时，充满信心。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风华正茂，她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