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
他的名字,也许远没有他的学生们那样为人熟知,但在播音界,他却被公认为“
继往开来的领军人物”。近半个世纪来,他一边突破“播音无学”的观念局限,和同行携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播音学学科体系和教育格局,一边以“为人师表”而自豪,以“塑造灵魂”而自律,为日后家喻户晓的“名人”们“培根养心”。他用正直和敬业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学生,在他们心中种下执著的信念――播音员体现国家形象、群体形象,必须用好人民给予的神圣话语权。
如果不是“圈里人”,对“张颂”这个名字可能会十分陌生。但是,提起下面这些人,多数电视观众耳熟能详:李瑞英、罗京、张政、王世林、王雪纯、周涛、鲁健――他们,都是张颂的学生。
走进张颂的家门,客厅壁上一副对联格外醒目:“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张颂的工作,就是给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培其根,养其心”。
甘于寂寞,志存高远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张颂为人十分低调。
李瑞英陪同学报考广播学院时,在学校门口遇到一位举止温和、衣着随意的长者,认定他是传达室的“大爷”。同学报了名,李瑞英忍不住问长者:“大爷,您说我能考广院吗?”
“你读一段报纸让我听听。”长者说。
李瑞英读了一小段。长者对她说:“我看可以报名。”
李瑞英走进考场的时候,看到主考官张颂,不禁怔住了:这位主考官,不就是在学校门口遇到的那位“大爷”吗?
“现在李瑞英还经常给我打电话。”张颂说,“有业务上的问题,她总愿意跟我讨论讨论。”
初次见到张颂,看“走眼”的人绝不止李瑞英一个。一位外地学员在网上写道:播音学泰斗张颂老师到我校讲学,想不到,他竟然这么和气!
谈起自己的老师,王世林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张颂老师夫妇俩的生活非常简朴。他们先是住在12平方米的平房里,后来搬到万寿路,我们都去过他家,那个小厅也就七八平方米。他们在狭小的居室里住了几十年,直到最近才搬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里去。年前我请老师和师母吃饭,选择了一家日本餐厅。吃饭时,师母连说:“我们没必要吃这么贵的东西。”当时我特别感动。他们对待学生永远有着父母对孩子一样的感情。
生活中的张颂总是不急不缓,温和乐观。但是,对播音事业,他就两个字:“较真”。他不对学生发火,但不少学生怕他。一次,上课铃响过之后,一个学生才匆匆走进教室。张颂问:“能说说迟到的理由吗?”学生说:“睡过了。”张颂非常严肃地说道:“请你回去继续睡!”从此,张颂的课堂上再没人迟到。
在播音界,张颂可谓继往开来的领军人物。40多年来,在很少有前人成果参照的情况下,以张颂为代表的老一辈播音理论家、教育家们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播音学学科体系和教育格局。《普通话语音学》、《播音发声学》、《播音创作基础》、《广播播音和主持》、《电视播音和主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的必修教材。目前,北京广播学院已发展为中国传媒大学,为广播影视系统及信息传播业培养输送毕业生6万多人,培训在职人员35万多人次,被誉为中国广播影视传播人才的摇篮。张颂全身心投入的中国播音学学科点已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的重要基地,成为我国播音主持艺术和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
数十年来,张颂一直用“甘于寂寞,志存高远”激励自己。他说:“寂寞是很锻炼人的,是成长的大好机会。寂寞可以让我安心地走自己的路,对于不好的现象、不同的观点,也可以理性地思考。”
“我们的心血会融入他们的声音和形象里”
上世纪50年代末,张颂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一心要响应支援祖国边疆的号召,到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去工作。但自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播音艺术家夏青、齐越座谈后,张颂与播音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快,张颂得知,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中了。
那个时候,对播音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播音无学”成为很多人的“通识”。张颂本想当一名教师,齐越开导他说:“播音员是听众的良师益友。你面对的是更广大的课堂,这里面有不少学问。”
于是,张颂高高兴兴地坐到了话筒前。
“我一向随遇而安。”他说。
1963年,张颂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离开中央台,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做了一名中文播音专业的教师。从此,他开始挑战“播音无学”的世俗观念。当时北广播音专业只有4名教师,而且中国播音专业还没有自己的教材。几起几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张颂终于写成《朗读学》书稿,著名语言学家徐世荣先生作序。“播音无学”的观念开始被打破。
作为教师,张颂始终以能够“为人师表”而自豪,以投入“灵魂工程”而自律。他说:“我们培养的是公众形象,是广播电视中‘出头露面’的名人,我们的心血会融入他们的声音和形象里。”因此,张颂一直坚持“播音有学”的观点,一直坚持“德才兼备,声形俱佳”、“以播为主,一专多能”和“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专业培养方针,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话筒前、镜头前“体现时代精神,充满人文关怀”。
回想自己师从张颂的经历,王世林感慨颇多: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很多,有的导师都带不过来。可张颂老师那一届就带我们师兄弟两个人。那时张老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给我俩讲课时,从不看稿子不看书,一讲就是一个上午。他满腹经纶,娓娓道来,课讲得非常引人入胜。我们手中的笔恨不得一直不停,把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记下来。”
名师出高徒。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编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联播进行中突然来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口播新闻稿,稿件上画满密密麻麻的修改符号,几乎让人看不清语句的起止。罗京接过稿件后从容播出,一字不差,绝无“急就章”的窘迫。直播结束,演播室全体人员兴奋地鼓掌祝贺。导播说,罗京的这段播音“值十万元”!
张颂说:“播音员、主持人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传承‘书同文’,成就‘语同音’,让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响彻寰宇,光耀千秋。”
“那是值得我们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一位省电视台的负责人来到中国传媒大学,希望张颂推荐几位优秀的新闻播音员。这位负责人说:“我们那儿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太多了,我就需要好的新闻播音员。”
在口语化播报方式盛行的今天,张颂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声语言幽眇难知,它是一项注重内心体验与能动创造的工作,由新闻与传播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与艺术学、哲学与美学四大学科支撑,同时又有着学科独立性。探究中华文明宝库,对语音的研究,古代有《声类》、《四声韵略》等等,现代有《语音史》、《音韵学》等,但语音篇章中还没有一页关于有声语言表达效果的研究,因而这里有一片广阔的土地。我们要心无旁骛地研究,那是值得我们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面对“明星”辈出的电视荧屏,张颂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口语至上”,反对主持人“演艺化”,反对话语权力的萎缩或泛滥。他说:“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舆论阵地’。其中,新闻性节目是她的‘主体’、‘龙头’和‘骨干’,必须真实、准确、迅捷、密集地传播有价值的有效信息。因此,她要具有权威性、可信性。新闻播音员(包括主播、主持人)只能是‘党的宣传员’、‘人民的知心朋友’。他们一定要以真实的身份、真诚的态度、真挚的感情、真切的语气,进行有的放矢、有感而发、有动于衷的传达和交流。任何一点虚假做作、张扬卖弄,都会使传播失真、失效。”他告诫学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公职身份’。我们出现在话筒前和屏幕上,不是一种个人行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公众形象,他们要体现国家形象、群体形象,他们的语言权力是神圣的,怎可等闲视之?”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否认‘个性’,但那是坚持党性、使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个性。”
张颂认为,我国历史上存在着“重文轻语”的现象,现在并未消失,而播音员、主持人正是用有声语言(不是用文字)传播信息、传播文化,因此,“清楚明白”是起码要求;能不能揭示内涵,有没有分寸和分量,是进一步的要求;是不是给人以美感享受,则是更高的要求。如果观众听不清主持人说的是“不信”还是“不幸”、是“明星”还是“民心”,那是语言传播的悲哀。
张颂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也引起了争论和反驳。面对正常的学术探讨,张颂显得十分平和:“我现在的观点可能不被接受,但不管对错,我要把自己的声音留下来。百年后再来看,也许后人会注意到当时有这样一种声音。哪怕错了,后人也好有个参考。”
虽然张颂已年过古稀,但他仍然关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至今笔耕不辍。谈起张颂,他的学生芦巍这样说:“老师是我人生的导师,他对我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播音员不是“传声筒”
播音员、主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用怎样的形式播报新闻最为恰当?随着受众要求的不断变化与提升,很多媒体开始作出不同的尝试。“据我所知,央视内部居然曾有人提出来让相声演员去播报新闻……”张颂说。
张颂回忆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20年之际,曾邀请了部分知名演员、语言艺术家,在话筒前播报几篇广播稿。这些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圈中,如鱼得水,显示出非凡的语言造诣,但是在话筒前广播,报新闻像讲故事,念社论像角色独白――不对路。这个事实说明,播音有特殊的语言表达要求,用别的腔调是不行的。
“播音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规格,而不能失去它。当然也不应有固定腔调。”张颂说。
一度,邢质斌找到张颂,聊起自己想退出“新闻联播”的想法。
“你现在退下来做什么?”张颂问。“我想去当记者。”邢质斌说。
“怎么可能?你跟‘新闻联播’已经分不开了!”
张颂始终强调,“新闻播音员不是一群没出息、一味照稿念的传声筒。”他说:“同样一段话,我有多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仔细听绝对能揣测出、感受到其中内涵。邢质斌他们全是在自己理解下,用敏锐的思维反应把握政策分寸,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局限性,哪有创造?他们一直用声音在一个局限的空间里翻跟头,这就是创造。”
张颂心中一直铭记着这样的训诫:“一戒自我表现,二戒随心所欲”。这是播音大师齐越的经验之谈。张颂说,播音不管有稿无稿,都必须有“依据”,有了依据就有了局限性,就需要发挥创造性。齐越所追求的“稿件内容、形式和尽可能贴切的语言技巧的和谐统一,情真意切和准确表达的和谐统一”就是播音员的创造所在。齐越曾说过:“是的,我读的是别人写的稿子。”“是的,我是个传声筒。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党和人民政治上和谐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做这样的传声筒,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张颂认为,正是在读“别人写的稿子”的过程中,齐越发挥了广播语言所特有的“抑扬之美”,创作出了无数播音精品,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他的作品存留在史册上,也铭记在广大听众的心里。
仔细阅读张颂的文章著作,你会惊讶于他对播音事业的痴迷与执著。他不反对个性,更不反对自然,但是他强调规范与品位,强调播音员的责任和播音作品的质量。他说,有稿播音易“板”,无稿播音易“水”。他质问:评书、小品、话剧、电影在语言上是很讲究的,生活中,很多人说话清晰准确。我们做节目主持人,就应该“等而下之”么?
张颂欣赏沈力的沉稳高雅,王雪纯的清纯聪颖,张泽群的干练锐敏,敬一丹的深沉朴实,方静的通达持重――张颂更为欣赏的,是他们的共性:在他们孜孜以求的磨砺中,虚怀若谷是他们的共有品格,知音知心是他们渴望心灵沟通的最大收获。他称赞道:“这种不为自己个人定位，专心致力于大众传播、努力做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态度,应该说是摸索到了电视传播的真谛。”（本文照片为王新开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