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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吊世故 警宪邦国

2007-07-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华瑞 我有话说

李觏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青年时代的李觏勤奋好学,能文善辩,关心时政。他也曾像其他士子一样尝试着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但举进士、制科都不中,遂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成为誉满东南的著名学者。李觏一生著述颇丰,涉及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而贯穿其全部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他在《上孙寺丞书》中所说

的“以康国济民为意”。他在《潜书》、《礼论》、《平土书》、《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系列文章中,首次系统提出变革社会、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主张与后来王安石变法思想的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若单就理论论说而言,李觏的思想则更加系统而有条理。

李觏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北宋经济文化逐步走向繁荣,同时却又是社会矛盾丛生、内忧外患频仍的历史时期。变革成为当时士人的共同认识和追求。李觏率先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当中展现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儒家学说的宗旨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伦世用。他说:“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李觏集》(下同)卷第四,《删定易图序论六》)他曾以“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之语辛辣地讥讽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命,实则貌袭仁义而学无足用的俗儒。宋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酝酿和发动社会改革,李觏在理论和舆论上积极给予支持。他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言无不利矣。”(卷三《易论》)他关于变革社会、富国强兵等系列文章也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充分体现了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

要变革社会,首先会遇到如何对待儒家义利观的问题。儒家的传统观点总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舍利取义。李觏以极大的勇气尖锐地批判传统,公开倡导“言利”。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卷二九《原文》)李觏对儒家“贵义而贱利”这一传统观点的否定,实际上是为他的富国强兵论张目。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姑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卷十六《富国策》第一)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论盛行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

李觏不仅敢于反传统,而且对社会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造成宋朝种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土地占有不均:“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卷十九《平土书》)“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居邑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卷六《国用第四》)要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是变革土地占有制度,为此,李觏反复论证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平土之法”是自古以来的“王政”之始,并将成周时代的井田制看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

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李觏,对农村的真实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他发现在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谷物价格对农民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对此提出不同于传统的新见解:“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为什么谷价贵贱都伤农呢?李觏认为农民在收获粮食以后,由于“具服器”、“营昏丧”、缴纳赋税、偿还借贷等急需现金,纷纷大量出售谷物,“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新谷出售后,农民储备的粮食不够,便又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购买者一多,粮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卷第十六《富国策》第六)从而超越了前人对谷物价格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李觏竭其一生,苦心绘就的社会改造蓝图,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统治阶级解决内忧外患的困局,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救国富民、康国济民,因而有关“安民”、“济民”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李觏在《安民策》开篇即说:“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十八《安民策》第一)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指出,君不养其民是失职,如果再残暴生民则其罪更大,“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卷第二十《潜书》)。由此不难看出李觏视民生至重,其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是在安民、济民而不在于尊君。(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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